文／ 韩春旭
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的性情有别于任何民族、特别是有别于西方人。比如说走路西方人大步流星，讲话快言快语，笑起来无拘无束，而中国人走路慢而稳健，坐姿端庄而恭敬，说话声音低而柔和，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贤士之态。应该说，我们先师的生命形态，孔子的生生和谐，老子的天人合一，构成了中国人血脉的一种温润中庸的太和气象，从而真正中国式的中国人，一定有着见名利不被诱惑，见灾难不被吓倒，心地宽阔而仁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善其身。君子得道而天之行云的一种温和、平静、悠闲之态。闭上眼睛，我们随意就可想出“诗仙”李白，田园诗人王维，词人辛弃疾，无不是鄙弃名利、蔑视世俗，而逍遥自适，飘逸豁达的贤士。而这种“云气’之态的背后，是人之真性的一种睿智和温良。
记得狂得不能再狂的二十世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尼采却谦和地这样说到：“把中国人请到欧洲，带来东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能够整个地帮助欧洲，把亚洲的和平宁静以及特别有益的亚洲的坚韧性注射到不安的喧扰的欧洲的血液里去。”
而荣获1989年度诺贝尔奖金的依来亚斯•哈内齐认为：“冲国文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能感召人们不要碌碌无为，不要虚度一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把世间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放到生命里。”
我讲这么多是说，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当我几次来到西方这块土地上，我时常自叹：中国人的这种神韵真真被他们无所不在地精神化了，而我们呢？！我们却异乎寻常地昏聩地丢弃着。
捷克，准确地说是在中欧，二次世界大战前，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同于当时的奥地利，居世界的第十位。它同样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目前也同样经历着市场经济，力求经济上与西欧逐步融为一体。然而，这里生活的人们却并没有被喧嚣的“市场”殉葬得瞬间就没有了人本的训育。
在这里，任何一个城市都有着一个相似的中心广场，石子铺路，有教堂，有钟声，有喷泉雕塑，有露天的啤酒桌，咖啡茶座，还有一间间精巧而古朴的巧克力店、面包房、时装店。似乎这里僵化着一种不容侵犯的真诚和执著。路面坏了，仍要用中世纪的石子铺路，商店的门窗陈旧了，仍要用中世纪的彩绘恢复。周末，这里必是青年、老年、儿童、妇人在这里悠闲的天地。有的聚在一起，喝着啤酒轻声交谈，有的独自坐在那里优雅地翻着杂志，有的索性在目光里闭着双眼，还有的就坐在那里双臂伸展仰望蓝天，就连狗都带着主人悠闲的妙质，迈着稳步跟随着主人不慌不忙地从这一店走进那一店。
我想说，人们并没有因为高档时装、“奔驰”、“宝马”而分离了自己的心灵心性。晚上七点钟，这一广场安宁一片，无论国营、私营商店不会因为再多赚上几个钱，而僵直地在这里再多站上一个小时。记得那一个黄昏，我在一幢幢风格不一红色欧式小楼楼群里漫步，家家几乎都团聚在自己的屋前，喝着啤酒，吃着烧烤，大人、孩子的笑声悠荡在红霞之间。而这不仅仅喜爱啤酒，还喜爱音乐、体育的民族，随处可见他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开着破旧的敞篷车，放着音乐，开心地游玩在绿色的山丘之间。
这真的不能不让我重新审视我们东方人。我也曾多次地去过东南亚无论是经济正在发展的泰国，还是经济十分稳定的新加波，无数华人在我面前都是一副焦灼、紧张的面孔。记得新加坡一位十分儒雅的男士导游，月薪已在新加坡人平均收入的中上，而他下班后，还要去开出租汽车，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端着两只手，耸耸脖子说：“我们这里的人基本都有着两份到三份的工作。”他的不以为然，更让我不知道生命的存在怎么会如此这般潮流的顺理成章。
在海外，移民过去的大多是生意人，因此中国人的形象就是忍耐、勤奋、吃苦。无论在哪片国土，只要寻到唐人街，你就会看到哪怕深夜十二点，不论是餐馆，还是卖糖果的小铺深处仍闪着灯光，日日月月他们都是这样执著地等待着最后一个主顾。在这里，我却感到中国人在另一种意义上坚韧不拔的平和。然而，我仍是不能不问：我们生命需要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人类发展到今天，更要为了生存，从肉体到精神而不能再有温和悠闲之态了吗？就是你懂得了悠闲，你又享受到了悠闲的真义了吗？
在我身边，越来越看到国人中许多的富有者，他们确乎懂得了悠闲，他们开始喝起了XO，开着跑车在街上逛转，泡在OK厅里休闲到深夜，然而，我总感觉他们少了几分心智悠闲的和谐，而更多的是在那里摆虚荣，显阔绰，虚空背后的一种“癫狂”。
我想说，并非我们不要物质文明，也并非我们不要过富裕的生活，而在于我们追求物质文明和富裕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让我们所有的民众过着真正人的生活，我们一切努力的意义应该在此。
悠闲，我总认为，那是智慧的一种真正的贵族之气。那是设万物之根本，识生命之真性，将自己处在深深的和谐之中，与世俗有序的和谐统一。或者说自己就是一个和谐，而身心安谧祥和，生命真正具有的一派生生之机。
人生是一个追寻，而不是一个欲望，将我们的每一片刻，每一时期都变成一个美、一个爱、一个快乐。我想，无论是普通的还是不普通的人，都会神威自生，都会有着日深日厚的睿智和温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