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益民
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八月,倭寇又犯……,此贼自绍兴高埠奔窜,不过六、七十人,流劫杭、严、徽、宁、太平,至犯留都,经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历八十余日始灭。”
因为文中的“留都”就是指南京,所以这也就成了南京被日本倭寇侵犯的首次历史记录。这区区六、七十人的海盗流寇竟然横行数千里,杀伤四、五千中国老百姓,还攻入两个县城,杀害朝廷命官,在扼腕明朝统治腐败的同时,更足见倭寇的凶残顽劣。
时间过去382年,公元1937年的12月,已经全部装备了近代化武器,且训练有素的15万日本“皇军”再次兵临南京城下,这次他们要干什么呢?
“鬼子来了!”
公元1937年12月,携“淞沪会战”胜利之威势,日本华中方面军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统一指挥下,投入五个师团、两个旅团及海空军部队约15万官兵的重兵集团,攻击目标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本称之为“膺惩暴虐支那之战”。12月12日,日军前锋已经突入南京市区,国民党军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仓促命令各守城部队撤离。
在1937年12月12日夜晚的南京下关码头,见证了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卫戍司令长官部只有三艘排水量在一百吨左右的小火轮,要运送近十万人的部队过江,无异于杯水车薪。为了逃命,急于过江的各级官兵寻找着民船及澡盆、门板、木桶等一切可以浮在水上的东西,一时间,江面上人头攒动,岸上则更是拥挤不堪。满载了人的每一条船准备驶向北岸时,都会有无数只手从水里拽住船帮,乞求着希望上船。而已经超载到面临倾覆边缘的渡船上的人,只能使劲把这些手掰开,更有甚者,抽出马刀、刺刀、斧头就向这些手砍去,曾经共同浴血奋战的国军弟兄,在逃命时竟然兵刃相向。整个江面,哭喊声、叫骂声不绝于耳,无数人被湍急的江水冲向下游。日军多艘巡逻舰艇于13日凌晨2时封锁了下关码头,并且集中几十挺机枪向江中和岸上的人扫射,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在这混乱悲凉的晚上,仅有约三万官兵逃到了江北,约七万人成了俘虏。等待他们和南京市民的将是什么呢?
“皇军”的“杰作”
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的国民为此举行狂欢,全国各地都搞了声势浩大的提灯游行,东京的皇宫被成千上万狂热的日本国民包围,“天皇万岁”的口号响彻了日本列岛。掩饰不住欣喜的天皇裕仁于12月14日召见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表示对日军战果极其满意,闲院宫亲王则秉承天皇的旨意给松井石根发去祝贺电报:自有史以来未曾有过如此卓越的战绩。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对于中国人,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对于日本兵,南京却是肆意横行的乐园。
镜头一:
1937年12月17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俘虏14777名南京溃败敌兵,真是盛况空前。部队长发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支那之散漫国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
然而,这些国军战俘想不到的是,等待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再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日军屠杀南京战俘是接到了正式命令的,此命令的下达人是接替松井石根的朝香宫鸠彦亲王——天皇裕仁的叔叔。早在12月8日,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指挥所,听取汇报后即下令:“杀掉所有俘虏”。13日城破时书面命令已经传达到中、小队长等低级军官。也就是说,中国战俘在仗没打完的时候已经被日军有组织地“屠杀”了。
这则新闻当中报道的俘虏实际共57000余人,12月18日,在草鞋峡被集体屠杀,仅几个人幸免逃生。据幸存者回忆,当时屠杀进行时,有不少人喊:“我们被日本鬼子骗了!”曾经有57000个士兵,天真地相信“皇军不杀害你们”的虚伪承诺,对“皇军”能够尽快放他们回家没有丝毫质疑,没有丝毫反抗的动作,如此麻木连日军都觉得惊讶。著名的《东史郎日记》记述:“说他们是敌方的士兵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如果他们决定奋起反抗,我们的部队也会被消灭。”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人培育体系里,一个军人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是战死,被俘是非常可耻的。在战场上处于绝境无逃生可能的情况下,必须选择自杀。同时对于敌方的俘虏,在心理上就充满了鄙视,认为没有骨气,在屠杀这些战俘的过程中,没有愧疚,反而充满了自豪。甚至以后还可以拿“服从命令”来为自己开脱罪责。
镜头二:
幸存者陈德贵的回忆?押“我们那一批3000多人,押到江边就用机枪扫,前面的人倒下压在我身上,我才捡了条命。哎呀!那时候人老实,都不敢动,鬼子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关我们的大货房有3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着,大门也不关,人也没绑,要是大家一起上,怎么也能逃出个两千来人,可是就没人出头,都怕死。3000多人呐,就活了我一个!”
中国的老百姓素以温良恭俭让著称,但是这种淳朴过了头就可能衍化为愚昧,南京城里的部分市民在国民党军撤离后,认为国民政府抛弃他们不管了,幻想在日本统治下日子会好过一些。甚至有些零散的欢迎活动,当日军列队进入南京城时,有的窗户外面挂起了日本国旗,有的人还向日军队列招手致意。可是回应中国人的却是子弹和刺刀。
日本记者火野苇平在1937年底曾经写道:“看到他们在自己国家命运处于危急的情况下,还要对敌人微笑和谄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像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怎么能不鄙视他们呢?在我们的士兵看来,他们都是些使人瞧不起而且没有骨气的人。”这名记者显然充满了纯粹军国主义式的种族优越感,日本式的种族歧视跃然纸上。
何止是一个普通记者,松井石根大将在接受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任命的时候,曾经向当时的日本近卫首相表示:此战之目的,在于让中国人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迫使其与日本合作。故只有拿下南京,彻底打垮蒋介石政府,别无他途。若中国人依然固执坚持其狭隘之民族主义,心怀排日情绪,就必须付出代价。这就是“膺惩暴虐支那之战”提法的初衷由来。由此可见,侵略者的逻辑就是要通过对南京的军事行动,让中国成为日本的绝对附庸国,使中国从上到下承认日本的在华领导权,而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则成了“狭隘之民族主义”、“排日情绪”的具体表现,是“必须付出代价”的。这就是说:企图奴役别人的一方,将自己的侵略扩张描绘成高等种族的正义之举,把另外一方反抗侵略奴役的自卫行动说成是劣等种族的野蛮暴虐。既然陆军大将的看法如此,他手下的15万官兵理所当然唯其马首是瞻,只要是劣等的“支那人”,都在“膺惩”范围之内,这是优越的大和民族的“皇军”应该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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