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小娥
前几天捡拾旧作，看到了几篇当时的小文。纸，黄了；字，旧了。惟有回忆却永远是鲜活的，跳荡在眼前。当年人事、斯时情怀，历历如昨。
结识刘绍棠先生，大约是1988年的事。绍棠先生当时也就是50岁出头的年纪，白净面庞，戴一副黑框眼镜，书卷气很浓。我递上名片，他看了一眼，说，小娥、小娥，娥娥之貌啊！说完就自己呵呵呵地笑了起来。那时他身体已然发福，肚子挺大，脸上的肉也十分丰满，笑起来堂音很足，显得既和蔼又亲切。我以为大作家都是有架子的，却没想到他这么随和。
绍棠先生13岁开始发表作品，15岁成名，被誉为“神童”作家。他的才华和勤奋世所公认，上中学的时候，所学的课本上已经选了他的范文；上了北大中文系，一年后就主动退学，专心搞创作。我们交往的几年中，每次见面，他谈得最多的就是文学，当然有时候也闲谈一些时事。
那时绍棠先生还住在光明胡同那座平房小院里，这是他20岁那年用稿费买的。他曾回忆说：“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加上私下增价500元，也只花了2500元。这个小院我已住了33年。前几年大闹‘公司热’时，曾有人出价20万元买我这所跟中南海相邻的小院。本人奉公守法，拒不高价出售。平价当然也不肯卖。”据绍棠先生说，当时国民党起义将领、开国上将董其武也想买这座院子。可董其武觉得对方开价两千元太贵了，没舍得买。我现在觉得，绍棠先生肯定是为名人讳，没好意思说明，多半董其武接受的是2000元的价格，绍棠先生竞买，故而有了“私下增价500元”之说。
绍棠先生晚年移住和平门那座红顶子楼，北京很多作家都住在那里，人称作家楼。我也多次到那里登门请教绍棠老师。大约是93年吧，成立报纸副刊协会，绍棠先生出席，在人人大酒楼与朋友们饮酒畅谈，当晚回去便中风了，导致左半边身体麻痹瘫痪。记得我去红顶子楼看望他时，他的行动已经大受阻碍，但海阔天空指评时事气宇轩昂的豪气犹在。谈及故人往事或文坛趣闻，时时爆发爽朗的大笑，颇具感染力。
他曾经是那样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子，但他终归没能躲过时代风雨的侵袭。生命中有爆发力的黄金岁月，是在寂寞中度过的。到了河清海晏时，命运又使他原本壮实的身体变得凋零萎顿，乃至后来，病魔竟然残酷地夺走他的生命！想起来，真是令人伤感。
绍棠先生属鼠，算起来，就算活着，也才70多岁，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还大有可为呢。可惜天未假年，让我们过早失去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
*在时代的大潮中寻觅津渡
文、图 / 王 彬
赋，作为一种古老文体，今天似乎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2005年岁初，一位在北京西城区工作的朋友?熏约我写一篇反映西城区历史变迁的赋，他特意强调是“赋”而不是其它文体。写好后，朋友很满意。不久，西城区便以这篇赋为中心，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西城赋》书法、绘画、摄影展”，影响很好。
四年以后，2009年的仲夏，中国科技馆找我，请我为中国科技馆的新馆也写一赋，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一个月以后我把赋交给他们，他们也很高兴，制成画册，送给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后来他们又将赋雕于竹简，作为交际流通的文化礼品。
我为什么要为北京的一个区与中国的一个科技馆写赋？这样的对象难道是写赋的好题材吗？当然不是。前者是北京的一个区，并不具有独立城市的景观；后者涉及科技，过于抽象，是一件颇难擘画的事情。我之所以答应，不仅是对赋的喜爱。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关乎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问题。毫无疑义，也令我们尴尬的是，目前流行于我国的文学作品，皆为西体，而与中国的传统无关。这就令人忧虑，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真的要被时代淘汰，而不能适应今之需求吗？当然不是。北京与中国科技馆同志们的约请，说明赋这种古老的文体，还是有生命力的，这对于我，不仅是一次挑战，而且是维护中国传统文体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试试呢？
但是?熏用赋的这种古老形式歌咏中国现状，仍然是不易之事，因为赋与今人的阅读尺度毕竟还是有所差距。对赋的选择便颇费周折。古赋、俳赋、律赋，还是文赋？思虑再三，我选择了律赋。所以选择它，在于古赋，尤其是它的代表——大赋，过于沉重，与今天的审美相距太远；文赋呢，流于散漫，赋的特征不够鲜明。这样便只剩下了律赋与骈赋。较之俳赋，律赋更加侧重平仄协畅，讲究押韵而易于诵读。在篇幅上，既不同于大赋，动辄万字，也不同于小赋，篇制短浅，而是较为适中易于阅读。
对赋这种文体，“五四”以来，批评甚多，讥其是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他们忘记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基于这个认识，我在《中国科技馆赋》中写道：“青铜司南，酌斟斗勺；丹炉秋石，龟蛇纷扰。造纸之术，始乎蔡侯；毕升之功，岂容争呶！初渡浮槎，察刚气之荧惑；对撞正负，测粒子以纤毫。探月姮娥，金蟾桂影夭矫；遨天神益鸟，碧虚河汉逍遥。”在纷纭的人文典故之中镂心鸟迹，铺陈中国古代与现代的科技文明，从而将抽像的科学技术转化为可以感知的文学艺术。
遵循过往形式是必要的，但不应该泥古不化。比如，我在《西城赋》中描述那里的道路格局：“经涂纬路，规划有序；尺巷寸曲，雾列星移”，在这之后，突然转化为：“百花深处杏花天，其称大雅；砖塔胡同幽思缅邈，几近八百年矣”，采取了散文笔法。在语言的采撷上，也应孚甲新意，随时趋进，甚至可以不避俚俗，比如“百花深处杏花天”与“砖塔胡同”，便是北京的街巷名称，用到这里自然会有一种亲切之感。当然这都是细枝末节，重要的仍然是源于本真的创造力，而不是单纯的句法与音韵，忘记了这一点，只能是获其形而坠其质。今天醉心于中国传统写作的人士，成功者极少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形式的写作，读者是不会认同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进入快车轨道，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机车。相形之下，中国文学则相对滞后，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很重要的因素是，西体张扬，而中国传统的文体则一律噤声，没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如何卓立于世界之林呢？实践说明，古老的中国文体，包括赋，是可以在时代的大潮之中寻找到自己的津渡的。因为时代需要这种文体，需要“铺彩摛文，体物写志”，需要赋这种形式，为国家与人民写真、鼓劲，赋还是大有可为的，至少不应该淡出文坛，而蜕化为僵枯的文化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