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汤子祺
张大千是一个在艺术道路上永不满足的人。在祖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他一方面为抗日事业奔走宣传，一方面舍弃舒适的生活环境，甘愿千里迢迢到荒凉的敦煌，忍受着常人所不能也不愿忍受的困苦，不倦地探索艺术的奥秘。经过将近3年的边塞生活，张大千打开了艺术宝库的大门。
张大千从虎口脱险后，先到了天津。他立即在天津租界永安饭店举办了个人画展。张大千的用意很明显：他没有上贼船，也没有死。这个画展很轰动。
画展结束后，张大千坐海船经上海到达香港，见到了已脱离虎口的家人。同时也为等待他视如性命的24箱珍贵字画的运达。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张大千为了不让这些国宝落入敌手，已经先期转移出去了。随后，张大千又坐汽车辗转来到了桂林。当时，进步文化人纷纷奔向桂林，张大千在桂林就见到了徐悲鸿。两位挚友没有相聚数日便分手了。徐悲鸿经广州去了新加坡，他要去办画展宣传抗战为灾民募捐筹款。张大千则向南经贵族来到了大后方重庆。
这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南京、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社会各界都在为抗日奔走呼号。
张大千在重庆重逢了二哥张善孖。兄弟俩饱尝了“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痛苦，互诉了有关时局和个人的心事。这时张善孖正在创作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国》。这幅巨画中没有人物，只有28只威武雄壮的老虎在长啸怒吼，这28只虎与真虎差不多大，占据了长长的画面。张善孖以28只老虎象征当时中国的28个省，以此表达他以画笔报国的豪情。他的一腔热血都喷洒在了这幅充满爱国情感的巨画上了。这幅作于“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日后的巨作，是张善孖艺术创作的精品。在此之前，张善孖曾将自己经营的宜昌振华布匹店卖掉赈济了难民。张善孖还创作了以民族英雄文天祥为题材的12幅组画《正气歌》，用以激励在疆场浴血抗战的中华健儿。
张大千受到了感动，他提议兄弟共同创作一幅画表达抗战报国的心愿。兄弟借用三国时孙坚讨伐董卓的题材，创作了《双骏图》。张善子画马，张大千画景物。张善子在画上题了寓意深刻的跋语：“忠心报国。孙坚讨董卓，失利被创，坠马卧草中……马回营呜呼，军人随马至草中，乃得扶坚回营……曰‘如此马者，真可与人一心者也’。”张大千则题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
汉家合议定，骄马向天嘶。
何日从飞将，联翩塞上肥。
历史记载孙坚的马只有一匹回营报警，但他们却画了2匹马，这无疑是比喻兄弟2人“精忠报国”的心意了。当时，这幅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看到后大为赞赏，亲笔在画上题了“寓意精深”4个大字。这幅画的印刷品也在海外广为淬，法国在印刷出版此画时，特意加了说明文字：“骏马，对祖国忠诚的象征。”
兄弟俩创作的《中国怒吼了！》、《怒吼吧，中国！》、《双骏图》、《弦高犒师》、《苏武牧羊》、《文天祥正气歌图》、《四维八德图》等一百余幅作品，在重庆举办了抗日流动画展。这些作品大都借古代有气节的英雄人物来讴歌抗战，激励民众的抗日决心。但是，也有的画寓意十分明显，如《中国怒吼了！》篇幅巨大，画面只有1只须鬃怒张、大啸长吼的巨狮，4只巨足踏在日本富士山上。画上方还抄录了一首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抗战歌词：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谁说中华民族懦弱？
谁看那抗日烽火，
照耀着整个地球。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我们已团结一致，
万众奋起，步伐整齐，
不收复失地不休！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八•一三”浴血搏战，
爱国健儿，奋勇直前，
杀得敌人惊破胆！
这幅画曾被印刷成单面画片，发行全国。当进连抗战前线的战壕里，也有这幅画的印刷品在流传，可见影响之大。
张氏兄弟的抗日流动画展在展出时，不出售作品，也不募捐和收门票，任人观看，以扩大影响，激励人们的抗日爱国热情。这个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和他童年时代的朋友、画家晏济元共同在重庆举办“抗日募捐画展”。画展上售出的80余幅人物、花鸟、山水作品的收入，全部捐给了难民。后来，张善孖还将兄弟2人的作品拿到西欧和北美，举办了《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来为抗日战争募捐。他们的爱国行为受到了报纸和各界人士的称赞。
在张善孖出国后，张大千感到孤单。他时时想起故乡。当他在北平受到日本人威胁利诱的时候，他就常常思念故乡，他的脑海里不时会浮现起儿时的记忆：故乡的山，故乡的水，芭蕉叶下的老井，沱江两岸的甘蔗林和草丛中鸣叫的秋虫……如今父母都不在了，父亲逝世12年后，母亲也在1936年故去了。那扯不断的乡愁使他夜不能寐。他决定要回家去看一看。
1938年秋，他携全家去成都时，先回到了老家内江。睹物思人，张大千老是感到心酸，儿时的回忆更使他难受。没有多长时间，他们便离开内江去了成都。
到了成都，张大千住到了号称“天下幽”的青城山上。在青城山时期，张大千画了不少青山绿水，借以抒发他对故乡山水的爱恋。在笔墨上也有了更深刻幽远的意境。这一段时间，张大千曾在成都举办画展，用收入来试验造纸。当时安徽宣纸的产地泾县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宣纸的来源断绝，市面上的宣纸基本缺货。他在夹江研究各种宣纸，最后终于在工匠们的帮助下试验成功了“大风纸”。当时徐悲鸿、董寿平、傅抱石、蒋兆和等著名画家试用之后，都称赞纸质非常之好。张大千就用这种纸，创作了大批作品，办了一个抗日义卖展。同时还办了一个个人画展，用售画收入采购了大量的笔墨、画布、颜料和生活用品，作为赴敦煌石窟临摹壁画之用。
原来，张大千已不满足从前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了。他要继续攀登他所未曾领略过的奇峰峻岭，他要领略更令人心旷神怡的秀丽风光。
张大千早年在上海的时候，就见过敦煌石窟流落出来的珍品，他觉得那种艺术上的工造化之美是他从未领教过的。后来他也试画过仿敦煌壁画笔法的天女散花图，但他终究还是一直渴望亲自去敦煌临摹壁画。他要到实到探索艺术的奥秘。他相信如果亲临其境去临摹，天下无双地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一定会对他的人物有所启迪。
去遥远的大西北，无疑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某些人示可以负担全部费用，但必须有对张大千作品优先低价的选购权。这当然被张大千断然拒绝了。张大千明白，去敦煌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家人也劝阻他。但张大千发誓，一定要到敦煌去，而且一定用自己卖画的钱。
这时的张大千还要忍受丧子的痛苦。不久前，张大千心爱的儿子张心亮不幸死于肺病。儿子死的时候，张大千不在。一想到这里，张大千的眼泪就会湿透衣襟。但是张大千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更高境界，还是下决心去敦煌，而且带了另一个儿子张心智同去。
敦煌莫高窟又称千佛洞，在南北3里长的峭壁上排列着500余个石窟，其中有2千多尊造像和4万5千多平方米的壁画。这些艺术珍品是历代无数能工巧匠用智慧和血汗造就的。这些壁画和石窟造像从十六国时开始建造、绘制、经北魏、隋、唐、五代、宋、元数代不断增添而蔚为壮观，历经岁月沧桑，仍然在沙漠中闪烁着璀璨的异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恢宏精美宝窟。
1940年初秋。张大千与夫人黄凝素(张大千与杨宛君因志趣不合早已分手)、儿子张心智乘汽车沿川陕公路北上了。到了广元，张大千吩咐停止前行，他要去看千佛崖。千佛崖上有历代的1万7千多个摩岩造像。但在修建川陕公路时，这群造像已遭炸药毁损，仅余下7千多个造像了。几天来，张大千一直在细细观摩这数千个石刻造像，他觉得这些造像栩栩如生的造型、古朴刚劲的线条和眉目传神的姿态，已经远远超过青城山天师洞的泥塑雕像，是中国古代石刻艺人的高超杰作。张大千决定在去敦煌这前，再去甘肃天水积麦积山石窟一游。
就在他们即将动身之际，突然接到二哥张善孖不幸逝世的噩耗。张大千不禁痛哭失声。这是他一年之内继长子张心亮死后遭受到的又一次沉痛打击。张大千不得不中断计划，马上去重庆奔丧。但由于收到电报晚了，加上路途遥远，1940年11月16日举行葬礼，张大千没有赶上。张大千望着二哥的遗像，不禁回想起二哥引导自己走上艺术道路的往事，他的眼眶溢满了泪水……
张善孖是因为出国举办抗日宣传募捐画展过度劳累病逝的。1938年12月2日，张善孖携兄弟2人的作品共180余作，出国巡回抗日募捐展览。张善孖在国内外已举办过不少次画展，但这样的展览还是第一次。他先在越南展览，一个月后到法国，在巴黎立外国艺术馆展出。成千上万的华侨和法国观众为画作中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激情所倾倒。法国总统曾破例前去参观。1939年4月，张善孖又到美国，先后在纽芝加哥、费城、波士顿、旧金山等大城市举办巡回展。张善孖将当场作画及门票、讲演等所有收入共计10多万美元，一分不留全部寄给国内的抗日赈灾组织，以救济灾民，支援抗战。受到张善子宣传和画展的影响，华侨和外国人民共捐助了一百多万。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情中国人抗日，宣布废除《美日通商条约》。张善孖当即绘《老虎图》回赠。罗斯福收到礼物后非常高兴，将张善孖请到白宫做客。为了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行径，张善孖画了2幅体现耶稣真挚、博爱和嫉恶如仇精神的《耶稣圣像》，送给美国神学同等学府—佛亨大学。佛亨大学授予张善子为名誉法学博士的殊荣。在此之前，只有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才得到过这一名誉学位。1940年9月，张善孖到了香港，但他自己的钱已全部花完，连重庆的路费都没有了。张善孖不得已只好在香港再办了一次画展筹集路费。这个画展只开幕了半天就结束了，因为半天的门票收入已够他回内地路费了。他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不能为自己办画展。很多人都为这感动泣下。张善孖这次出国宣传抗日，历时近2年。举办画展达100余次。回国之后，他不顾劳累和医生劝阻，继续奔波筹备赈灾画展和东北难民义卖画展，不幸积劳成疾?熏回国半个月后即突然昏迷不醒.1940年10月20日溘然长逝，年仅59岁。人们对张善孖之死都非常悲痛，当时报纸记载：“国人于先生，不论识与不识，噩耗传来，孰不伤恸！”
张大千对二哥的逝世也感到莫大的悲痛。二哥是他进入艺术殿堂的领路人，更在人品节操上对张大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张善孖为祖国的抗战，不辞辛劳而猝死，这种深挚的爱国之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更使张大千深深感动，受益终生。
张善孖刚回到重庆的时候，曾给还在成都的张大千发来电报，说他已归国，望八弟速来重庆面晤。张善孖无疑是希望弟弟一同来商量继续举办抗日募捐画展之事。当时张大千去敦煌的准备工作全部安排妥当。他考虑去敦煌时间不会长，便回电报说百日之后必回重庆见面。不想兄弟竟成永诀。张大千真是悔恨莫及！
张大千为了报答二哥的教诲之恩，从此便负担起了二嫂及侄儿女的生活费用。张大千看到了二哥留下的一幅绝笔画。这是他给儿子心俭的一幅老虎，并题了“勇猛精进”4个字。张大千为之一振。他不能愧对二哥，他要不辜负二哥生前对他的期望。
这时正是冬天。张大千下了决心，等春天来了，他一定要开始他的敦煌之行。
张大千觉得，尽忠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比不上二哥，但是他要用自己的那支笔，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
张大千这次去敦煌，除了他的妻子、儿子心智外，还有侄子心德，学生刘力上等人。他们从成都出发，途经兰州，进入戈壁滩边缘的安西后，又换乘骆驼继续前进。他们坐汽车，1千里的路程走了1个多月，足见路途之艰难。在风沙弥漫中他们又骑着骆驼走完了最后1百里路，风餐露宿了3天3夜，才到达了目的地——敦煌莫高窟。
张大千到莫高窟后，头2个多月，先对所有的石窟进行了编号。这是一项细致而又繁琐的工作。
在张大千来之前，已经有人对石窟进行过编号。那是一个窃贼—法国人伯希和。
清朝末年光绪二十五年，千佛洞的一个道士王圆篆偶然发现了一个唐代前后遗留下来的藏经洞。他将此事呈报了清朝地方政府。但政府官员没有重视，只是发下一道公文，令妥为保护。光绪三十年春，匈牙利人斯坦到敦煌来，盗窃走了34箱经卷等珍宝。法国人伯希和得到消息，又来到此地，盗走了1万5千多件珍品文物。在盗窃文物的同时，他对石窟进行了编号。不过他编号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他的盗窃勾当。
张大千的编号顺序和伯希和相反。伯希和是由北向南，张大千却是从南到北。张大千这样做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历代工匠开凿石窟的顺序是从南到北。张大千的编号符合石窟壁画的历史创作年代。在2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从南向北、由底层到上层，为莫高窟不厌其烦地作了科学而系统的编号。张大千和助手们都用毛笔在壁上竖写编号，总计309号。
这是张大千为敦煌石窟这一艺术宝库做出的贡献，也是为后来国际上的一大社会学科研究—“敦煌学”所做出的贡献。凡是中外研究敦煌学的学者都知道“张氏编号”(英文代号C)。“张氏编号”与“伯希和编号”(英文代号P)、50年代后的“敦煌研究所编号”(英文代号A)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并通用的敦煌莫高窟3大标准编号。这3种编号中最不合理的是“伯希和编号”，只有170号(有的洞竟有副号30余个)。“敦煌所编号”共有407号，基本沿用“张氏编号”而重新分类编排的。
不过，张大千在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张氏编号”为“敦煌学”做了铺路贡献，他的目的只是为临摹、观摩壁画，做一些准备工作，以免杂乱无章。他还计划要对壁画进行复原和补齐残缺的部分，还要分类比较，确定壁画创作的年代，考订各个不同朝代的衣饰习俗、画派风格和源流。在那幽暗的洞窟中，张大千不停地工作。张大千对那些由线条、色彩和画面组成的各种天神、金刚、梵女、菩萨、高僧地形象赞叹不已，他越来越觉得这里是用之不尽的宝库，将使他终生受益。张大千临摹了20幅唐代壁画人物，寄回成都办了一个《西行记游画展》。他的目的地是让人们知道敦煌艺术的伟大。画展一开幕，在成都就轰动一时。很多人不理解张大千何以千里迢迢去受苦，去临摹这些古代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工匠壁画。但是更多的人却感到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并没有白去，张大千又在苦苦修煤炼了，待到炉火纯青时，必然会更令世人刮目相看。
3个月过去了，张大千却不想结束。他计划要用更长时间继续探讨石窟艺术的奥秘。
但就在张大千全神贯注地临摹壁画的时候，有人告了张大千一状，说他在敦煌污损、毁坏壁画。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行文敦煌县政府对张大千进行劝阻。敦煌县政府立即派人前来调查，发现张大千所做并非如谣言所说，也就不了了之。张大千非常生气，自己辛辛苦苦筹备钱物，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发掘整理祖国的瑰宝，不想却被人横加指责。但这倒更坚定了张大千的决心。既来之则安之，在敦煌不搞出名堂决不回去。
张大千在考查壁画时，发现在宋代壁画下还有唐代壁画。那时工匠们常常会在以前的壁画上重绘壁画。这一发现震动了考古界和美术界。张大千和助手在前后共2年零7个月的时间，共临摹了276幅画。在临摹过程中，他发现北魏壁画的原色已褪色，但原色是什么并不知晓。张大千自己的朱红、石青、石绿、青绿等颜料与原壁画颜色相比并不一样，加上最大的壁画有近13丈，没有这么大可供缝制的画布，而假使拼接的话，接缝又会破坏画面上临摹的人物形象。张大千为此十分苦恼。后来他想到壁画题材大部取自佛经故事，又是历代僧人陆续主持修建的，何不向僧人们请教呢？于是张大千专程去擅长宗教壁画的青海西宁塔尔寺，向喇嘛们请教。
经过一番周折，张大千自费从西宁请来了5个藏族喇嘛。这5个喇嘛各有千秋，有的善画工笔重彩，有的擅长缝画布、研制颜料和金粉。经过他们的手，画布、颜料、金粉竟和古代画布、壁画原颜色相同。这些巧手喇嘛就地取材，能烧出让张大千叹服的的木炭条。张大千认为，喇嘛们在制色和用重彩方面，胜过内地的画师。他终于明白了，那些古代的画法、制色手段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这些喇嘛继承下来，在今天却大放异彩。他很佩服这些喇嘛，常常会虚心地请教问题，并和他们共同作画，互相借鉴。
夏天炎热得似火烤，从心里透不过气来，冬天漫天黄沙，冰封雪冻，水土不服，生活困难，这些张大千都不怕。有一次他还险遭土匪抢掠，幸亏躲避及时，才免遭不测。张大千临摹之苦也是人们很难想象的，如他临摹《供养人罗庭环夫妇像》(“张氏编号″20号窟)，时间长达2个月之久。因为原画早已残缺和模糊不清，他不仅临摹，还要进行复原(在画纸上复原)。张大千除在洞窟里昏暗的光线下临摹外，还回到住室进行背草摹。可以说，张大千对于敦煌壁画已到了烂熟于心的境界。
张大千除在莫高窟临摹外，还去了离此地10多里远的西千佛洞，并去了几百里外的安西榆林窟。这3处洞窟虽然统称“敦煌石窟″?熏却不在一地。张大千也为这2处洞窟编号和记录了资料，并作了临摹。现在榆林窟还留有他当年临摹壁画时的墨笔题记。
张大千在敦煌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陆院院长于右任听说后，也专程到敦煌视察，并建议教育部门专门设机构整理发掘。后来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张大千为8名筹委之一。随后画家常书鸿领导艺术委员会和敦煌研究所对石窟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工作。
张大千的“铺路”，为新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张大千在敦煌的研究活动，还直接影响了不少画家步其后尘来到敦煌探讨艺术的渊源。如现在著名的工笔画家潘絜兹，当年就是得知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的消息后，才奔赴敦煌写生的。潘絜兹也由此而受到震动，从此开拓了视野，建树了自己的事业。张大千在敦煌的艺术活动，不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画界对敦煌艺术的重视，也是他自己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的画风由此发生巨变，从而为他攀登艺术的高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