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平

　　曾亲历黄海大海战的外国人马吉芬在战后曾以惋惜之情写道：“震撼东亚之中国舰队，今也已成过去，彼等将士忠勇，遭际不遇，一误于腐败政府，再误于陆上官僚，与其所爱之舰，同散殉国之花。”时隔一百多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马吉芬的观点也还是比较公允的。

　　当时的政治体制因循守旧，加上西太后内心不愿与日本开战，政治领导层主战、主和两派互相攻讦，连主战的光绪皇帝也不能完全左右军事大局，军队派系坐山观虎斗，南洋、广东两水师基本上见死不救。再加上战争的偶然性——北洋水师的几发关键炮弹未击中日本主力军舰甚至旗舰要害，致使战争的结果竟为之改写。但不能改写的是广大北洋水师官兵的英勇牺牲精神，因为甲午战争的最终失败，而殃及鱼池，受到主和派及举国上下一致抨击。使得后人只知邓世昌等少数殉国将领，而致使奋勇杀敌捐驱的北洋水师广大爱国官兵默默无闻。

　　其实甲午海战中不仅是邓世昌“致远”等舰在英勇杀敌、同仇敌忾，即被战后正法的方伯谦的“济远”舰，广大官兵也是无比英勇、誓死作战的。历史上的民国总统黎元洪和民国执政段祺瑞，后人的评价均有诟病，但他们二人均出身北洋系统，分别毕业于北洋系统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亦皆为技术军官。黎元洪曾在北洋水师“来远”舰服役，段祺瑞曾在北洋 岸炮兵营任教官。在甲午海战和威海卫之战中，均作战英勇，不惜一死，这段光荣的历史竟长期埋没无闻，极少被人提到。熟悉甲午海战历史的人皆知：真正在海战中未受一炮而临阵脱逃的是“广甲”“广舰。当然，甲”隶属于广东水师，1891年参加海军大校阅，因朝鲜局势异常紧张，故朝廷谕旨“广甲”等广东、南洋参加校阅舰只暂不南返，与北洋水师为输运清朝陆军赴朝的运输船护航。

　　黎元洪当时即在“广甲”服役。他是水师学堂毕业生，出身军人家庭，其父为游击(清军低级武官)。1883年19岁时考入北洋系统的天津水师学堂，学堂设管轮和驾驶专业。在五年课业中，品行兼优，受到严复、萨镇冰的赏识，在学员中也威信颇高。黎元洪入校20天后，其父逝世，遗言嘱他求学上进，谨慎处世，学成报效国家。这激励黎元洪终身不忘，愈加发奋。

　　1888 年，黎元洪毕业，赏六品衔把总，先入北洋水师“来远”舰服役，两年后又调入广东水师

　　“广甲”，在军中唯以读书为业余爱好。清朝全国海军大校阅后，以功绩擢千总补用，第二年升为二管轮，赏五品顶戴。在黄海海战中，管带吴敬荣不思参战，畏敌如虎，竟下令“广甲”脱逃，是否有狭隘的坐山观虎斗门户之见，今天没有史料证明。但事实证明，广东、南洋与北洋水师分别隶属张之洞、沈葆祯、李鸿章，本来就各将舰队视为家底，互为分庭。威海卫之战，南洋、广东二水师均坐视不救，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黎元洪是技术军官，在北洋海军等级森严的制度约束下，其发言权不如作战军官。“广甲”舰上的官兵没有像“济远”舰上的官兵，主动开炮还击。“广甲”一路狂奔，至大连湾三山岛一带搁浅，后被日军发现。贪生怕死的吴敬荣竟抛弃舰只和全体官兵，乘小艇再次逃跑，这就铁证：吴敬荣绝对是贪生怕死之辈，如果黄海海战的脱逃还可以有门户之见保存实力的借口，再次脱逃实为广东水师的耻辱。黎元洪等十数名官兵在主官脱逃、无法作战的情况下，决定凿船自沉，乘救生艇逃生。但日舰逼近，狂妄的命令“广甲”官兵投降，黎元洪等官兵互相激励跳海殉国。黎元洪本不会游泳，但因身穿救生衣，故在海上漂泊三个多小时后方漂到岸边。

　　黄海战后，凡脱跑、作战不力的将领均被军法严厉处分。率先脱逃的方伯谦被军前正法，但随后逃跑的吴敬荣却从轻判为“革职留营”。有传说为方伯谦与丁汝昌有隙，吴敬荣与丁汝昌有乡谊，所以吴的罪名只是“跟随”脱逃。也有可能吴敬荣是广东水师将领，北洋水师不便得罪，故得以网开一面。但决意“士有蹈海而死”殉国的黎元洪却被判有违军法监禁数月，出狱后一直没有重新启用。甲午战后，北洋水师被众口烁金，千夫所指，李鸿章更成为被攻击的头号替罪羊。故北洋水师除战殁者外，自提督以下300多名各级武官，全体被革职裁撤。黎元洪军籍隶属广东水师，最终也未归队。无奈之下，只好投张之洞“南洋新军”，一路擢升，直到被推为都督。黎元洪在以后北洋政府的官宦生涯直至贵为民国总统的年代中，尽管有令人诟非之处，所谓盖棺论定，也讫无定论。但也在青年时代参加黄海海战蹈海殉国的行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黎元洪有大致相同经历的民国执政段祺瑞，他的祖父是淮军记名总兵，父亲在家种田，家境中落，他17岁时步行两千余里投靠威海军中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分在营中任司书。1885年，他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两年后以“最优等”学绩毕业，分派至旅顺口监修炮台。一年后经严格考核，以第一名入选德国柏林军校留学，学习期间还被保送至著名的克虏伯炮厂实习半年，成为清朝早期军事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但段回国后并未受重用，1890年回国任职于北洋军械局，后又在威海随营教习任上五年。在威海卫之战中，面对日军的进攻，段祺瑞挺身而出，督领实习的学生军协守炮台，奋不顾身，英勇作战。这段历史也是不为人们所知。段祺瑞一生当然值得圈点是非，尤其“三•一八”惨案，难咎其责。但段其人最值得称道的是，晚年保持了民族气节，一洗“亲日派”的恶名(如他1918年，同意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规定日本可在中国境内驻军)。他退隐天津后，土肥原意欲拉拢他出山，在华北组织傀儡政权，被他断然拒之。“九•一八”后，日方请其“调停”，亦被他予以驳斥，直呼“如今中国军队士气之高，不下于关东军”！他亲密的旧部将领王揖唐替日寇说项，被段祺瑞疾言厉色痛斥：“我是中国人，绝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据说，段的“亲日”只是权宜之计，如他曾向日本借债打内战，私下曾放言道：“对日本也不过利用一时，谁还打算真还他呢？等我国强大起来，赖着不还便是！” 当年袁世凯集会讨论《二十一条》时，众皆王顾左右而言它，唯有段祺瑞主张通电各省与日本决一死战！1933年避居南京，曾对记者发表谈话云：已到情不“日本横暴行为，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全国‘求人不如求己’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1936年10月，段胃溃疡复发，旧部来访谈及长城内外国土将被日寇蚕食，段听后悲哀不已，病情转重，数日后不病而逝。日寇对其不合作之气节，甚为恼恨，在段死后曾在北京强买其后人房产、强购其后人任职的煤矿，以示汇愤。

　　黎、段二人晚节可书，早年参加对日作战的英勇亦可表。由此可见，甲午之战中，不仅只有邓世昌等将领同仇敌忾，广大的北洋水师官兵同样宁死不屈，奋勇杀敌！只不过历史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位置和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