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文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很自然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人们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志士仁人，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其切齿咬牙之恨，其不屈不挠之志，其宁死不降之贞，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每一页，每一面，字里行间，都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这里流淌着的每一滴血，这里跌落下的每一颗泪，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叫节烈，什么叫忠贞，什么叫爱国，什么叫中国人。

　　公元1279年的3月14日，南宋末代皇帝帝赵昺的最后一天。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319年的大宋王朝，终于覆灭的这天，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厓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殉国者达十万人之多，明末义民，瞠乎其后，元末清末的那些赴死者，包括梁济、王国维者，真是不值一哂。如今，我们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七百三十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天，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敌酋压境，难逃虎口，大海茫茫，无路可走，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

　　“(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陛下当为国死。‘国事至此，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

　　这是一个何其骇人的惊悚场面，数达十万人之多的殉国者，共同赴海而亡。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宋虽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后，以仁传家。然仁之弊失于弱，中世有欲自强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驯致棼扰。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因结黎庶之心欤！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跡，驯致大命以倾，虽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史实，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版图变色，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更主要的，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明确的疆界，清浊的分野，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时光的磨蚀，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是，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所以，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无论如何，他们之死不会触动我们的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矢志不屈而死，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1236-1283)，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厓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 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天下事仰首言曰：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据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载赵弼《文信国传》：“公至柴市，观者万人。公问市人，孰为南向，或有指之者，公向南再拜，索纸笔为诗曰：‘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云变，气入烟岚草木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暗淡路茫茫。’”

　　谢枋得(1226-1289)，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也是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卖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块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谢枋得不想陪这个留梦炎作落水狗。

　　“枋得复遗书梦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为人如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王伦一狎邪无赖，市井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才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他志哉！’”

　　“元至正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文天祥之死，为“元至正十九年，(壬午、一二八三)十二月，杀宋丞相文天祥。”这时，宋亡五年。

　　谢枋得之死，为“元至正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执宋谢枋得至燕，不屈，(绝食)死之。”这时，宋亡六年。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宋早亡了，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他们所爱的故国，早就山河变色，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数万万炎黄子孙同命运共呼吸。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敢于洒热血，抛头颅，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地不惜牺牲生命，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同样，爱国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就是基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的报国情怀，便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太多太多的灾难，每一次异族入侵，都是大地血洗，生灵涂炭，山河变色，神州陆沉；每一次强敌来犯，都是奸淫烧杀，掠夺洗劫，铁骑践踏，赤地千里。当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当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张扬着爱国情操的中国人，就会挺身而出，就会前仆后继，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在其北宋靖康年间，南宋德祐年间，一直到明亡后元朝至正年间的文天祥、谢枋得，涌现出来那么多不屈不挠的爱国志士，演绎出来那么多可歌可泣的高蹈志节，道理就在这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