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山三水最后一位“红头巾”梁杏容老人的去世，那段往事终成历史

　　正月初十(2月16日)，104岁的梁杏容老人安然辞世。作为三水最后一位“红头巾”，随着她的离去，“红头巾”这个称呼正式步入历史的后台，再无法亲耳聆听关于过去的鲜活陈述，只有散见于报章间的零星片段供后人追忆。

　　1995年的《三水县志·附录》中充满感情的记载了“红头巾”的典故，记者虽早已慕名，但一直无缘相见，只知有这个称号的老人在世的已不多。当无意中得知，最后一位“红头巾”——梁杏容老人于半个月前辞世，顿时心生遗憾。于是从老人的晚辈、敬老院人员的讲述和相关资料中试图找回一些关于她们的故事。

　　戴红头巾的“三水婆”

　　二十世纪初期，国势动荡，民生凋敝。位于三江汇流处的三水民间流传着“三天无雨车(水车)头响，一天大雨变汪洋”的谚语。洪灾频频，大批乡民被迫背井离乡，甚至远渡重洋出外谋生。其中有部分三水的年轻妇女，或因丈夫早逝，儿女幼小；或家婆专制，不堪凌虐；或抗拒父母包办婚姻等原因来到新加坡打工。

　　她们来到新加坡后，多数由“水客”(带人下南洋的向导)带到牛车水(新加坡地名)的盒巴珍珠街暂时安顿，几个人合租一间房，没钱买床，就只能暂时睡在地板上。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在乡下干的就是耕田、砍柴等粗活，体力好又吃得了苦的妇女便从最辛苦的也是相对容易找的建筑工开始做起，在工地上从事泥水杂工，搓灰沙，挑砖块，搬木料等体力劳动。与其他在当地干活儿的外乡人不同，三水妇女每个人在上工时都戴着一块红色的头巾，她们被习惯性地称为“红头巾”。久而久之，“红头巾”就成了“三水婆”的特称。

　　没有“红头巾”高楼建不成

　　据新加坡华裔馆展览会顾问，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研究“红头巾”的陈来华所述，当时在新加坡打工的除了三水人，还有许多是来自广东南海、番禺、中山、顺德、恩平等其他地方。他们中有从事手工艺的，有做生意的，有搞建筑的，有种橡胶的……其中建筑业是各种工作中最苦最累的工作之一；新加坡人不愿意从事，甚至去新加坡的许多华工也不愿意从事。当三水妇女挑起这个担子并逐渐得到了新加坡人民的信任后，当地许多重要建筑工程也都放心交给“红头巾”去完成，例如：五十年代新加坡最高的“亚洲大厦”和有名的“高等法院”都是由她们完成。

　　这些头包红巾，身穿蓝色粗布上衣、黑色粗布长裤，脚穿旧轮胎外皮裁的拖鞋的三水妇女，用一根扁担挑着沙石、砖块，在工地上攀高爬低，从清晨7时忙到傍晚5时。从19世纪20年代起，三水“红头巾”逐渐在新加坡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建筑行业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在当时甚至有“没有‘红头巾’高楼建不成”的说法。

　　其实吃苦耐劳只是生活显示的一个方面，据《三水妇女志》记载，“红头巾”老人们回忆辛酸的岁月，会唱起当年唱过的“叹歌”(三水北部地区的一种方言歌曲，也叫“叹命”)：“十个过洋，九个苦命，若非苦命，也因家贫。”，“到了南洋六个月，不思茶饭半年长。”这也许才是那些漂泊异国的孤单女子内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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