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表达要言简意赅。”

　　这是中国地球化学事业的奠基人涂光炽院士与青年科学工作者共勉的座右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涂光炽的爱国情怀和治学态度，为学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刚考入国立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涂光炽毅然投笔从戎，拿起武器，投入抗日救国的战场。抗战胜利后他赴美留学，于1949年8月在纽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9月，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投入到地球科学的建设事业中。

　　60多年来，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研究工作。涂光炽常说：“研究矿床必须亲眼看，光研究理论是不够的。”他坚持每年数次到野外实地调查，甚至经常下到千米深的矿井。在2006年，他还前往北京昌平专门调查石灰岩。

　　作为一个科学家，涂光炽在矿床研究问题上，一直坚信真理。1974年前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寻找富铁矿”的热潮。当时，领导号召大家寻找与巴西、澳大利亚、苏联等国类似的富铁矿。学界一些人也认为，那些产铁大国的富铁矿主要属于“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中国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去找矿。

　　涂光炽多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条带状铁矿多是太古宙形成，变质程度深，铁矿多为氧化物，如磁铁矿。这样的铁矿石很难在后期风化作用中富化形成富铁矿。如果按照国外的经验去找矿，最终只会是浪费人力物力。

　　冒着可能被批判为“灭矿论”的风险，涂光炽的耿直与骨气可见一斑。

　　涂光炽南开中学时的老同学、环境地球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曾评价说：“光炽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奋斗目标十分明确的人。”

　　目标明确而又充满信心，涂光炽在事业上展现了坚强的意志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上世纪90年代初，受到国际矿产资源萧条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地质科研经费短缺，不少科研人员对工作失去信心。

　　当时涂光炽给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全所职工写了封信：“在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的国家里，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作搞好是头等重要的事。”而其中“地学占有很大的分量”。他勉励科研人员“以事业为重”，“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2007年7月底涂光炽去世后，他的第一位博士生丁抗回忆起一件往事：“20多年前的一天，先生走进办公室，非常感慨和高兴地对我说：‘小丁，我今天干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结束了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行政历程。’我在广播里听到涂先生辞去所长职务的讲话，望着他，不禁问道：‘那您以后干什么呢’？”

　　涂光炽当时没有回答，他平和又十分认真的问丁抗：“小丁，你知道什么是学者吗？”

　　涂光炽88年的人生历程，对这个问题做了称得上典范的诠释。(胡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