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院士韩济生：针灸科学性不容否定

　　韩济生，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终身名誉主任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理事、世界卫生组织(WHO)科学顾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顾问。《中国疼痛医学杂志》主编，《生理科学进展》名誉主编，赣南医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自1965年开始从事针灸原理研究，1972年以来从中枢神经化学角度系统研究针刺镇痛原理，发现针刺可动员体内的镇痛系统，释放出阿片肽、单胺类神经递质等，发挥镇痛作用；不同频率的电针可释放出不同种类阿片肽； 针效的优、劣取决于体内镇痛和抗镇痛两种力量的消长。研制出“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

　　1979年以来，应邀到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演讲206次。在国内外杂志及专著上发表论文500余篇，主编中文专著9册，英文教科书1册。

　　“我是纯正西医，最初是不相信中医针灸的。但在完成国家任务的过程中，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我发现针灸不仅有效，而且有科学基础。”中国疼痛医学创始人，有着“针灸院士”美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不久前在北京家中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

　　老人年近九旬，笑称自己是“85后”。他思维清晰，语速略快，起身迎客、坐下沏茶的动作甚是敏捷，毫无耄耋之态，看容貌、身形，丝毫不亚于六十多岁的人。

　　采访从头至尾，韩济生一直用“针刺”而非“针灸”这个词。他说，中医针灸分为“针”和“灸”，他只是对“针”的有效性做了研究，并未涉及“灸”。

　　“我只是对中医的一小部分做了研究。”这种谦虚，并不能掩盖开创性的成就——在韩济生的努力下，针灸在镇痛、戒毒等领域取得了广泛而显著的成效，而他对针灸机理的研究，则是中医针灸成功走向世界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正因如此，他被认为是继屠呦呦之后，有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候选人之一。

　　从怀疑到相信

　　1953年，年轻的韩济生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原想做一位外科医生。但当时国家需要建立大量医学院校，动员上医这一班毕业生不要做临床科目，全部从事基础医学，以便成为优秀教师。韩济生就放弃了多年的“外科梦”，选择生理学作为终身职业，分配到哈尔滨医大等大学工作，1962年奉调到北京医学院，做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当时那个年代，一些外国元首到中国访问，都要求看“针刺麻醉”，感到很神奇又难以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好奇和不解越来越多。1965年，根据国家指示，卫生部开始组织研究针刺麻醉原理。

　　“当时学院领导找到我，让我加入针麻研究队伍，我说我不信这个。领导说，我和你一起去看一个针灸麻醉手术再说。”韩济生回忆说，“看完一个二十几岁女孩的开胸手术，我就服了。”

　　韩济生记不清是1965年9月的哪一天，加入了对针刺机理的研究。但可以确信的是，从那一天起，中医这一中国传统医学瑰宝，与西医、现代科学之间大门，被缓缓打开；从那一天起，伴随着对针刺疗法化学物质基础的探索，中国疼痛医学开始起步；也从那一天起，韩济生与针刺麻醉结下了一生的“缘”。

　　而在至今50多年的研究中，有三件事情，韩济生是“永远忘不了的”。

　　第一件，是针刺镇痛的时间因素。“1965年11月的某一天晚上我正在用算盘和计算尺整理统计白天所得结果。随着数据觉来越多，针刺有镇痛作用的曲线显得越来越光滑，好像一个图片，越走近看得越清楚。”

　　当时对针刺麻醉的一个质疑是，针刺麻醉完全是心理作用，没有化学物质基础，是“伪科学”。

　　韩济生在试验中发现，“针刺后的镇痛效果并不是立即显现，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停针后麻醉效果也不会立刻消失，而是缓慢下降。”这与临床中一般针刺麻醉施针“诱导”半小时后才能开始手术，基本一致。

　　“那时，我们有四张床用于人体针刺镇痛试验，有四个组同时进行，每个实验耗时一个小时。从白天到晚上，一直轮番进行。当时我负责数据计算，无论多晚，我都要用算盘、计算尺对当天数据进行处理。在出最终计算结果的那天晚上，实验楼整个楼层就我一个人。算着算着，我发现画出来的曲线是指数曲线，而且非常平滑。曲线显示，针刺作用下，痛阈逐渐上升，到半小时左右处于高水平稳态。停针后曲线逐渐下降，平均每16分钟镇痛效果降低一半，一小时后回复到基线。针刺麻醉的这一规律，与注射化学止痛药吗啡的麻醉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针刺麻醉肯定有物质基础，不只是心理作用。”

　　韩济生回忆，当时虽然整个楼层只剩他孤身一人，但却感觉“拥有了整个世界”。

　　第二个，是电针的“频率”要素。那一次，发现了“人体产生化学物质，与刺激电针的频率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由针灸大夫施行的“手捻针”，逐步被“电针”所取代。“那时，我们用不同电压、不同频率的电流通过针灸针输入穴位，来模拟手捻针的刺激，同时记录下镇痛效果的数据，然后再看大脑产生了什么样的物质。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不同频率电流的刺激，会让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转而产生不同的临床效应。通过这种对应比较，有可能解开‘烧山火’‘透天凉’等‘神秘’扎针手法的奥秘。”韩济生说。

　　最初这项实验是在家兔和老鼠身上进行的，在人体上的实验则要困难得多。为了保证人体实验结果不受“心理因素”的干扰，韩济生当时还用了些“小计谋”。“我们好不容易收集人体试验的脑脊液，制成干粉样品后只贴上编号，没有其它名称信息，把样品送到国外检测。结果显示，人体实验结果和在其它动物体上的实验结果高度吻合。”

　　这个时光片段，是发生在1981年，现在提及，韩济生依然激动不已：“如果说我一辈子有所发现的话，‘穴位上不同频率的电流刺激，会令大脑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意味着，大脑工作的‘密码’被我们发现了！”

　　对古老中医针灸原理的研究，使韩济生站在了现代医学的前沿。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大脑产生的物质与电流刺激的频率有关，比如，每秒两次的电流刺激，令大脑产生脑啡肽；每秒一百次的电流刺激，令大脑产生强啡肽。

　　西医科班出身的韩济生，在经历过上述两件事情后，对中医的认识，已和最初的“不信、质疑”完全不同，“这不是伪科学，而是无尽的宝藏。”

　　忧心中医“高冷”

　　还有一件事，是发现CCK(胆囊收缩素)具有抗镇痛的作用。

　　在韩济生开始进行针灸机理研究后不久，有一个问题就被提出来：既然针灸有麻醉镇痛的效果，那么增加针灸次数会不会提升麻醉效果？随后动物实验的结果给出了回答：在一定时间内，随着针刺麻醉次数的增加，麻醉效果是逐渐衰减的。这就类似于吗啡有麻醉效果，加大注射量效果就倍增。但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加，体内产生的“抗吗啡物质”越来越多，麻醉效果会逐步衰减。

　　“当时我们想，根据‘矛盾论’的道理，针刺在产生镇痛化学物质的同时，会不会同时也产生抗镇痛的物质？而且随着针刺次数增加，这种抗麻醉物质的量会随之增加？”韩济生说。

　　沿着这个思路，这种抗镇痛的物质在随后的试验中被提取出来，当时只知道它的分子量大概是1000，相当于8-10个氨基酸的分量。

　　直到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谜团得以解开。“当时我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应邀做学术交流，在演讲中提到了这个拟似的‘抗镇痛物质’。一位美国科学家举手说，这个物质从化学特性上看来和他们发现的CCK很像，至于生理效应，在消化道CCK是帮助胆囊收缩排出胆汁的，不知道在神经系统中是否也会参与针刺镇痛。”韩济生说到这件事时，脸上充满会心的笑意，说“当时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此后事情的进展，一帆风顺，水落石出。在这位美国科学家的热情帮助下，韩济生拿到了CCK样品以及抗体。试验证明，韩济生近20年前发现的“抗镇痛物质”，就是CCK！

　　“针刺麻醉时产生的脑啡肽与CCK，高度契合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二者相生相克，产生了奇妙的效果。”韩济生感叹道，“这个例子说明，在道的层面，中医和西医是一致的。我只是借助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对古老中医针灸的有效性和动态变化性，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韩济生院士对针刺镇痛具有化学物质基础的研究，在1987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此基础上，对于抗针刺镇痛物质机理的研究，在199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回顾自己50多年来对针刺镇痛的认识、研究历程，老人不禁感慨道：“科学本身在不断进步之中，我们对世界万物之间联系的认识、规律的把握也在不断进步之中。对于我们目前暂时还认识不了、说不清楚的东西，不能因为我们不懂就轻易否定。就像我们直到现在还解释不清经络的实质是什么，它的解剖结构是什么，但决不能因此否定它。中医针灸是一个宝库，其有效性不容否定，其科学性值得我辈用如今拥有的科学技术利器继续不断加以挖掘。”

　　“那些说‘针刺是假的’‘针刺疗法是伪科学’的人，认识不到针灸有效性和目前已知的科学原理，就贸然否定针灸，太不应该。”

　　同时，老人也对中医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医不少内容可能超出了目前科技研究能力所及，但中医不能就此‘高冷’，而应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拥抱科学，不断增加科学技术对中医研究的参与，争取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支持中医。”

　　“如果中医一味地采取‘避世’的态度，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健康是一种损失，对中国传统医学乃至文化也都是一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