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论“良知”与“良知之乐”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此段是王阳明晚年在浙江与黄曾省等弟子关于“良知”与“良知之乐”的对话,收为《传习录下》第261条。

　　众所周知,贵州是阳明心学的发源之地。1508年,37岁的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学说,初步建立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50岁在江西平定“宁王之乱”后,正式提出“致良知”三字；晚年(51-56岁)在浙江居乡讲学期间,将心学思想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圆融境界。王阳明去世之后(1529年),王门弟子将阳明心学传遍大江南北,“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引领出明末的东林书院讲学运动；此外,阳明心学还传到日本和朝鲜,促成近代明治维新的成功。因此,五百年来,阳明心学对东亚儒家文化圈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王阳明所有著述中,《传习录》一书最为重要,一直作为阳明心学的入门阶梯而被推崇,钱穆先生将该书列为中国人必读的七本经典之一。在《传习录》中,“良知”是十分重要的关键词,该词出现的频率最高,一共有324次。一般而言,人们谈论阳明心学时,往往就是围绕何为“良知”、如何“致良知”等核心问题而展开。因此之故,阳明心学又被称为“良知之学”。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对“良知”进行了多方面描述和论证。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既是“天道”“天理”,又是“心之本体”“是非之心”。换言之,王阳明认为“良知”既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同时也是人间道德的本体。他借用孟子“良知”一词,将宋儒遗留下来的两大问题—本体论问题、修养论问题一齐打通,即本体即功夫,彻上彻下,简易直接,引起明代学术思想的震动。这是王阳明“良知之学”的重要特点和贡献。

　　在上段引文中,王阳明具体谈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何为“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地的主宰,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与道同体,创生宇宙万物,却“与物无对”。这就将“良知”上升到了宇宙万物本体的高度。第二,何为“良知之乐”?王阳明认为,“良知”虽然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但它却又是内在于人心的,人可以将内心的良知恢复得完完全全,当达到毫无亏欠之际,人自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真乐”境界,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以替代。

　　“乐”一直都是儒家追求的一种境界。“孔颜乐处”之“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本体之乐、体道之乐、超越之乐、洒脱之乐,是一种“浑然与物同体”“视无一物非己”的境界。故孔子有“朝闻道,夕死可也”,“乐而忘其忧,不知老之将至”之叹。王阳明更近一步,认为“乐是心之本体”,将“乐”与“本体”等量齐观。他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乐者,心之本体也。不喜不怒不哀时,此真乐也。”所以他特别强调“常快活便是功夫”。

　　有人认为,王阳明在流放贵州龙场期间是十分沮丧和苦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他就已经体会到了作为本体的“良知之乐”。他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王阳明在贵州与弟子们悠游山水,乐而忘归的情景,在《居夷集》里有多篇诗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他体会到“良知之乐”的明证。王阳明关于“良知之乐”的表述颇具特色,切不可忽视之。(张明 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贵州阳明学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