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何嵩昱：侗族大歌缘何得到“三跨”审美认同？

　　中新社贵阳6月15日电 题：侗族大歌缘何得到“三跨”审美认同？

　　——专访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何嵩昱

　　中新社记者 蒲文思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发迹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明代，至今约有2500年历史。20世纪50年代，它被现代音乐界偶然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国民族音乐史，还让世界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里程。80年代以来，侗族大歌呈现出走向世界舞台的“热现象”，收获海外广泛赞誉。侗族大歌缘何能得到跨民族跨国界跨文化审美认同？近日，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何嵩昱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作出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侗族大歌的发现在中国民族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何嵩昱：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音乐界一直持有“中国民族音乐中没有复调音乐”“中国民间只有单声部民歌”的观点。这些看法甚至被载入世界音乐史，成为中国音乐不足以比肩于西方音乐的证明。与此同时，复调音乐的缺失，也极大限制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全面发展。直到孕育于群山之中的古朴民歌“侗族大歌”被发现，并在世界音乐舞台惊艳亮相，才一改中国民族音乐的固有面貌，重新确立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地位。

　　1952年，贵州省音乐协会工作者萧家驹、郭可诹等人在贵州黎平县偶然发现了以合唱形式存在的侗族大歌，自此开启对侗族大歌的研究。1956年，中国著名音乐家郑律成在贵州考察时偶遇侗族大歌演出，他为之震撼并有感而发：侗族大歌的存在，打破了资产阶级音乐家和学者的谎言，填补了中国无和声的历史空白，看来要重新改写大学的音乐史教材。郑先生的这一感言引起了法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路易·当德莱尔的重视。

　　1986年9月至10月，应路易·当德莱尔邀请，由贵州黔东南9位侗族姑娘组成的侗族大歌合唱团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演出并大获成功。法国民族音乐学家杰拉德·孔德先生在《世界报》上撰文称，侗族大歌是本届艺术节的“重要发现与重要成就之一”。此后，侗族大歌收获西方音乐界的广泛关注，2009年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和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瑰宝。

　　中新社记者：侗族大歌是如何产生的？

　　何嵩昱：侗族大歌是侗族的一种文化实践，也是这个民族长期处于无字社会的经验总结。它的产生与侗族地域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息息相关。

　　侗族世居地主要位于贵州湖南广西湖北四省(区)交汇区域连绵的大山深处。远离喧嚣、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养成了侗族人崇尚自然的观念，他们擅长对自然事物进行惟妙惟肖的模仿与刻画，喜爱模拟蛙叫、蝉鸣等自然和声，加上侗族语言本身具有多声调值的特性，这些都是侗族大歌复调形成的基础。

　　偏居大山深处、与世隔绝促成了侗族人自给自足、自我管理的小型社会，并由此形成了“款”组织形式、“寨老”协商制度与鼓楼文化，“款”和“寨老制”是群众性的社会组织，鼓楼是群体活动场所，它们为侗族大歌的全民参与性奠定了基础。

　　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侗民族的迁徙、斗争、神话等历史需要被记录和传承。“汉人有文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侗族人以歌代文、以歌传文，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音乐为主的传承体系。“饭养身、歌养心”，对侗族人而言，唱歌和吃饭同等重要，“歌”是支撑侗族人的精神食粮。日久年深，侗族社会无人不歌、无处不歌、无事不歌，善歌者人皆重之。

　　中新社记者：侗族大歌有何特点？它与西方多声部音乐有何异同？

　　何嵩昱：多声部音乐是不单纯依靠单一旋律，还须以各种方式加入其他织体来共同完成的一种音乐，主要包括主调音乐、复调音乐、支声音乐三种类型。多声部音乐的演唱需依托和声唱法，和声在多声部组合、乐曲结构和内容表现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方音乐中，和声的产生与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对世界各地音乐作品的创作和表演都产生了极大影响。20世纪初，在向西方音乐的学习过程中，中国音乐也开始运用和声。但由于西方音乐有七个音阶，而中国音乐的旋律则多为五声调式，和声无法适应旋律成为中国作曲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于是赵元任等许多音乐家便开始在音乐创作过程中试验中国化的和声。

　　侗族大歌是一种一领众和、分高低声部的多声部音乐，它改变了和声的“舶来品”姿态，摆脱了中国化的和声“无本之木”的状况，为其提供了植根本土的养料。如同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侗族大歌印证了东西方音乐共同的“乐心”，却又绽放出同中有异的光彩。

　　不同于西方音乐准确、圆润的和声唱法，侗族大歌采用无指挥、无配乐、众低独高的形式进行合唱，在达到和谐美的基础上，呈现出粗犷、质朴这些侗族风情，既表现出和声唱法的形式特点，又迸发出独特而充沛的力量。这种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形式，夹杂着一股原始的冲劲与活力，为中国民族音乐注入了新鲜的源流。

　　中新社记者：侗族大歌缘何能得到跨民族跨国界跨文化的审美认同？

　　何嵩昱：从形式上看，侗族大歌的旋律、和声表演等音乐形式体现出人类共通的审美旨趣。主旋律在低声部，高声部是主旋律派生出的副旋律。高声部通常由一人或两至三位歌手轮流演唱，低声部为众人合唱，二者有融合也有对立：融合时高低音水乳交融、阴阳互补，和谐动听；对立时高低音各居其位，各有千秋。侗族大歌这一独特的音乐形式跨越了语言屏障，构建起沟通东西音乐文化的桥梁，让全世界在优美的旋律中共感共振。

　　从内容上看，侗族大歌主要歌唱自然、劳作、爱情等内容，体现出人类共通的审美倾向。它缘起于对自然的无意识模仿，诸如将百鸟叠鸣、流水潺潺、林涛声声等大自然和声入歌，体现了自然朴素的审美特征。除了模仿自然，侗族大歌还真实反映了侗民族的生产生活、人际关系等。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美”建立在对社会物质生活了解的基础上，也即“真”。侗族大歌对生活的真实反映为“美”提供了基础。

　　从精神文化上看，侗族大歌表现了团结、友爱、和谐的道德品质，体现出人类共通的审美意识。侗族大歌是集体性活动，反映集体内部交流或不同集体间交流的艺术形式，这一集体化表征彰显了侗族人团结友爱的群体意识，也是侗族审美观的一种外在表现。从中国先秦、西方古希腊时期开始，哲人们就将美与德性相联系，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尽善尽美”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美善统一”的角度要求文艺创作与道德教化结合。侗族大歌表现出的道德品质与“美”的事物息息相关，契合了人类共通的审美意识。(完)

　　受访者简介：

　　何嵩昱，文学博士，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兼任国际中文教师证书面试考官，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曾任韩国岭南大学客聘助教授。曾多次主持以贵州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汉语桥”项目，为海外青少年传播贵州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