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赵树理这样著名的作家，无论怎样说，都无需由我来写纪念文章。因为在文艺界，我和老赵(现在这样称呼他)实不在同一等高线上。上世纪60年代时虽然在山西文联同一个单位，但是他和我没有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没有个人交往，也没说过话，对于我这个年轻人，他自然也不会有多少印象。当时这位受尊重的知名作家，我仅仅是远距离地感受和观察，在记忆中保存了一些如同历史纪录片一样互不连贯的片断。今天，这些历史镜头已经不很清晰，但是仍然真实感人。我写这篇文字，是出于对那段历史的铭记和对赵树理深深的敬仰。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赵树理在北京工作，但经常回山西。到晋东南下乡，路经太原时，有时也来省文联。我那时在会场上见过他，有时也在文联院子里遇见。他身材较高，神态庄重而质朴，当时是五六十岁。记得在文联曾听过他讲文艺创作，大家一字不漏地认真听讲和做笔记，可惜这些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回忆幼年时看见解放区出版的赵树理著作，封面印有赵树理的木刻像，似乎那时他头上戴着一顶圆圆的瓜皮帽，只是顶上没有那圆疙瘩，大约是毡帽，这令我很诧异。直到后来我到文联工作，听了在根据地和老赵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说，赵树理怕冷，在根据地时，冬天穿个棉袍，腰间扎根绳子，为了御寒，他毫不在乎这些。

　　1964年前后，老赵离开北京，离京前他把用稿费收入买下的小院缴了公，和老伴子女一家几口卷铺盖回了太原，从此他成了山西文联的人。在省文联赵树理没有职务头衔，人们依旧习惯称他老赵。文联隔街对面小院是他的住家，文联东楼二层的大房间是他的书房和卧室，人称这里为“三里湾”。当时文联仍然是他的中转站和书库，大部分时间他在晋东南乡下。文革前他从乡下回来的时候，我从楼下经过，有时能听到击打鼓点和轻唱戏曲的声音。似乎敲的是椅子，断续地从楼上传下来，我想也许这是老赵在创作。赵树理对传统戏曲有浓厚兴趣，对他的家乡戏上党梆子更是驾轻就熟。

　　老赵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一次在文联的院子里，我看见一个肩背大包袱的人，远远看着像是一个乡下人，走近了原来是老赵，他把要洗的衣物包了一个大包袱背在肩上往家去。人们总能看见老赵自己抽最便宜的“绿叶”“顺风”烟，待客时拿出来的却是好烟。

　　1965年省内美术家在文联集中创作，迎接华北年画版画展，在文联礼堂进行画稿观摩，老赵也来观看。老赵自己也非常喜爱画画，在他的笔记中有时自己也画一点当插图。

　　1970年，赵树理64岁，这一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那时，我在一些资料中发现了一张旧照片，是赵树理同一位穷苦农民背着锄头一起下地的镜头，我把这张照片珍藏了起来。后来，《汾水》杂志把这张照片发表在封面上，来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过后，我把这张照片交给了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

　　上世纪70年代末，省文联为每个工作人员配备办公桌。赵树理生前为儿子遗留下一张书桌，是在京时购置的旧家具，这张桌子是普通木质，却很大，赵二湖的家那时放不下，就用它同文联机关换了一张适用的小桌，这桌子就成了文联的公物。这老大的旧桌，并没有人乐意用，可对于我来说，这张大桌子非常有吸引力，于是，这张不平凡的桌子，成了我的办公桌。后来，几经变动，这桌子成了我个人的书桌。

　　如今这张具有特殊意义的书桌，在我的书房里已经放置了20多年，与我一直为伴。现在，这张桌子年久了，结构开始松动，我请木工作了加固，原来的颜色褪变，我把它漆成了黑色。多年来闲暇时，这书桌每每在我心中引起一些感触。伏案劳作之余，眼前总浮现出一些历史镜头，那难以磨灭的老作家的形象，也会显现在眼前。

　　(来源：山西日报，作者/赵国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