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归侨张国华：福州北峰山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张国华／口述 林小宇 韩惠彬／撰文 张国华，男，印尼归侨，现年76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塑二厂。
福州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城市，尤其是城市北面的山很高，人们习惯称之为“北峰”。
上世纪60年代，800多个拖儿带女的人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来到北峰山下定居。如今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去世，剩下的不过30多人……
一
当时，国家为了安置从印尼接回来的华侨，在福州北峰成立了“北郊华侨农场”，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投入资金，解决归侨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帮助他们安居乐业。
选择回国是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遇到的困难都能理解和克服，何况他们都看到了祖国对他们的关照多于其他人，真实地感受到一种温暖。
其实，我的感受比别人更强烈，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在自己祖国的家。
我19岁回到中国。在此之前，我在印尼的家确实是一个“动荡”的家。在我记忆中，我们的家一直在“搬移”，几乎隔几年就搬一次家。小时候对这种经常的“搬家”并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大了些，每次搬家心里都不好受，不过家里的事，都是大人决定，即使有什么感觉，也只能埋在心里。
不同于别的印尼华侨家庭，我们家没有经商开店，而是一直都在“打工”。家也是跟着父亲打工的地方走，因此住的房子什么样子的都有，但大部分都是简陋的草木房。那时我最羡慕的是有一个好的房屋，一个温馨的环境，一个不需要四处奔波的工作。
二
我于1941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宁岳县，也许那个时代的人注定要受苦受难，且不说父亲当年因为贫困南下到印尼，仅在我出生后不久，印尼就遇到了日本侵略，父母带着我一路逃难，童年的记忆都是跟着他们一路奔走，似乎从来没有目的地。
二战结束，虽然过着和平的生活，但为了生计，我们还是不停地更换地方。由于我们经常搬家，因此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每个人仅有几件衣服。
父亲是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木工，母亲平时到别人家里煮饭，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3个弟弟妹妹。平日里，家里就剩我们4个孩子，虽然我是老大，但不会带弟弟妹妹，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因此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放养”大的。
父母出门打工时，家里顿时显得空荡荡的，我心里总有一股难受的感觉。但慢慢长大后，也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直到9岁的时候，家里才同意我去上学，我成为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幸好我学习好，成绩都名列前茅，总算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父母。
读初中时，弟妹也要上学，家里能提供的学费不多，我只好辍学，16岁时就到一家自行车店打工。
三
1960年，父亲和母亲掏尽了所有的积蓄，买了回国的船票，尽管只是最便宜的4等舱，但对于我们家来讲，已是一次“豪华”的旅行。
比起父亲，我在印尼的打工经历就简单得多，从头到尾就只有3年，而且自始至终只在一家自行车店打工。自行车店的老板是福建莆田人，他叫黄金榜。当他知道我要回国时，就送我一辆崭新的荷兰牌自行车，这在我们家回国的行李中算是最值钱的东西。
当满载800多人的东汉轮船进入到中国的南海时，中国的领航员登上了轮船，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他身穿制服，显得格外威武，但他的表情却非常的和蔼，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
最激动的时候是轮船靠上广州的码头，码头上挂满了欢迎我们的红旗，广播喇叭播放着《歌唱祖国》的音乐，此时无论谁的心里都会感到振奋。
四
从印尼宁岳县这个“小”地方，来到中国，就觉得中国太大了。其实我们不过是从广东来到邻省的福建，虽然我们的祖籍是广东，但大家都是听从国家安排，反正到哪里都一样是在中国，所以我们被安排落户到福州北郊的北峰山下，这一住，就是57年。
不知别人感觉怎样，至少我觉得能安稳地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人生美好的事情，可能我太想要一个真正的家，一个能舒心过日子的地方。
没想到，现在的中国发展如此迅速，福州城市也在日益扩大，也就是在今年，我所在的地方因为建设需要，房屋和土地被征收了，暂时搬到了女儿家居住，等新的安置房盖好后，我就能居住到更好的房屋，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的一个家。
2002年，我和妻子一起到印尼探亲旅游，因为时间匆忙，只好到妻子的老家走走看看。我的妻子也是印尼归侨，但她不在宁岳县，而是在苏门答腊的另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当年是同一条船回国的，而且都是在巨港上船的，一起来到福州北峰山下这个地方。
没想到，当年的回国，促成了我们这段北峰山下的婚姻，也许这正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五
以前在农场放牛的时候，在坡上放眼看福州城，觉得城市离我们很远。现在高楼大厦一直盖到了我们的脚下，而且第一条地铁的终点站也设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有时我在想，福州都发展了那么快，整个中国一定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幸福，也给我们这些归侨带来了自豪，毕竟我们当年就是冲着祖国而回来的。
……
人生也许就是这样，越是年岁大，就越珍惜眼前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