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性侵案数量上升 亚裔被呼吁勇敢发声公开抗议

Larry Lee表示：纽约市有三分之一的亚裔女性遭受家庭暴力。 （美国中文网微信公众号）

　　中国侨网12月20日电 据美国中文网微信公众号消息，两个月前，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性骚扰”这个词会“烧”遍全美国。从好莱坞到体育圈，从音乐界到传媒业……就像《时代》杂志将揭露性骚扰的“打破沉默者”评选为2017年度人物时所说的一样：“几乎每一天，都有CEO被开除，大亨被推翻，偶像失去光环。”在纽约市警最新发布的犯罪率报告中，在总犯罪率及谋杀等犯罪率下降的情况下，性侵是唯一数量上升的，警方认为这是因为在全美的揭发“浪潮”带动下，更多受害人有了勇气报案。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纽约市非营利女性权益组织Womankind的执行总监Larry Lee如此说。(Womankind的前身为“纽约亚裔妇女中心”，成立于1982年，致力于帮助家庭暴力、人口贩卖、性暴力等受害者。)

　　Larry Lee说道：“纽约市有三分之一的亚裔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其中约一半也同时遭受伴侣的性暴力，也就是说大约有4万名亚裔女性正遭受婚内强奸。总的来说，我们估计纽约市有8万名亚裔女性遭受过婚内强奸，其中华裔可能占一半；还有约1万名亚裔女性曾在约会中被强奸，或在年轻时遭遇过性暴力。我们接触过的被性侵者中，最小的只有3岁，年纪最大的有80多岁。”

　　这些年，被称为“哑裔”的亚裔在很多方面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在这场席卷全美的揭露“性骚扰”浪潮里，亚裔仍然被甩在了后面。

　　Larry Lee表示：“亚裔传统文化认为男性拥有更多权力。亚裔也是最倾向于责备受害者的族裔。比如当女性穿的裙子短，有人就觉得侵犯她们是合理的，这样的态度使得亚裔受害人更容易认为自己不应该站出来。我们接触的很多受害人，最初都是来寻求住房、补助金等帮助，询问过程中我们才知道她们遭受了性侵或性暴力。”

　　由于社会对受害者的质疑或苛责、与加害者之间的权势及力量差距、曝光度等原因，遭遇性骚扰的人本就难有站出来的勇气，而亚裔文化偏向保守、沉默、忍让，不少亚裔不愿让亲近的人知道自己的遭遇，而即使在受害人对家人、朋友倾述后，也可能因为“家丑不外扬”的观念而得到“忍耐”的建议，这又给亚裔增加了一道屏障。

　　而同时，文化也是导致亚裔更易遭受性骚扰的一大因素。Larry Lee说，在不少案例中，亚裔出于所受的教育和家庭熏陶等影响，不习惯直接说“不”，而是通过肢体语言或表情表达拒绝。这样一来，对方或者不懂其中的文化差异，或者有意装不懂，找到借口实施骚扰或侵犯。

　　另外一个容易忽略的因素，是泛滥的色情片对于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形象的塑造。Larry Lee表示，超过50%的性暴力影片中，亚裔女性都是受虐者；还有很多应召、陪侍服务的广告中，也极力突出亚裔女性。亚裔在西方色情产业中频频出现，有经济落后、“yellow fever(指其他人种对亚裔的狂热爱好)”病态心理等种种原因，但无论如何，其结果就是更多人产生了亚裔女性更软弱、顺从的印象。

　　作为一个在女性权益组织中工作的男性，Larry Lee极力鼓励男性参与到反性骚扰及性侵活动中来。因为其一，男性也可能是受害者；其二，拥有更多性别优势的男性，只有在参与其中、从受害人(大部分时候是女性)角度了解以后，才懂得理解与尊重。

　　曾经遭受职场性骚扰的Jennifer，来自中国，到美国后读书工作直至现在结婚生子。多年前在某公司工作时，她的男性上司会在办公室里拍打任何女性下属的臀部，其中也包括她。

　　Jennifer说道：“有一天我忍无可忍，朝他大吼。从此他没有再碰过我，但仍然对其他女同事这样做。2年后我辞职了，但他仍在那家公司。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一度很难相信别人，看到陌生人也会害怕。”

　　信任缺失是遭受性骚扰或性侵后的典型反应之一，此外还包括焦虑、抑郁、头痛、失眠、体重变化、恶心、自尊心受损等各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后果。

　　正如Jennifer的遭遇一样，很大一部分性骚扰都发生在职场或地铁等公共场所。但长期以来社会对性骚扰行为的包容态度，使得受害人不仅不敢声张，甚至不敢确认自己是否真的受到骚扰。实际上，根据Womankind经理Betty Rose Green的介绍，性骚扰可能是身体上的，也可能是言语或情绪情感上的。

　　Betty Rose Green表示：“底线就是，只要你觉得不舒服，无论是行为还是语言，就应该说出来让对方知道。”

　　然而现实中，性骚扰受害者即便鼓足勇气开了口，面临的后果却可能比加害人更严重——被怀疑，被嘲讽，如果举报的是同事或上级，甚至可能被解雇、被调职、失去加薪或福利、被迫离职等等。

　　12月5日，赵小兰在一场女性及领导力公开活动上坦承自己也曾被性骚扰。她说，这是很多女性都藏了许久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

　　Jennifer表示：“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如果要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很多时候真的只能沉默。”

　　律师陈明利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情况下，当受害者决定公开抗议、反抗甚至采取法律手段时，就意味着需要做出选择：是要保住工作和前途，还是自己的心理健康及公义。

　　更不幸的是，即使受害人决定提告，性骚扰的官司却很难取得胜诉。以职场性骚扰为例，按照劳工法，职场性骚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敌意工作环境”下的性骚扰，是更常见的一种情况，指性骚扰行为影响到雇员工作状态，并使工作环境充满敌意。可是，根据高院的裁定，反性骚扰和歧视法律并不普适于美国职场的民法。

　　职场性骚扰中另一个更少见的情况是“交换性性骚扰”。如果想胜诉，职员必须证明上司主动表明了不受欢迎的性企图，或做出其他不受欢迎的性举动；其次，职员还须证明雇主以工作上的好处作为性交换条件，或是自己对雇主行为的态度，影响到了雇主做出的雇佣决定。理论上讲，相比第一种情况，“交换性性骚扰”更容易掌握证据，也更容易立案。

　　总的来说，与各级政府机构受理的起诉相比，性骚扰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正是因为，要证明雇主或某位同事的举动不只是通常的办公室不端行为，而确实是非法骚扰，这非常困难。

　　刑事辩护律师Danny Cevallos说道：“不幸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工作环境也许并不愉快，但也不违法。”

　　Larry Lee也同意，性骚扰的官司打起来很困难，但他强调，与最后的结果比起来，最重要的还是说出遭遇，寻求帮助，因为即使不采取法律手段，通过倾述和帮助，至少可以抚平受害人的心理创伤。(文/李越 图/Liz Chow、徐津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