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归侨夫妇追忆49年爱情点滴:岁月难留

何仁芳弟弟(右一)回国探亲,与女儿女婿合影。

何仁芳弟弟(右一)回国探亲,与女儿女婿合影。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彼此都老了。

  看着对方衰老的背影,都会心生怜悯,但转念一想,却又觉得至少有个一起变老的伴侣,没有孤独,有人说话,还可以共同回忆……

  何仁芳:

  那时我已经在永安水泥厂工作,几乎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媒人,介绍了两个不同的女孩让我们相亲。

  阿珍和秀凤与我一样,都是印尼归侨,尤其是阿珍,我们还是印尼望加里中华学校的校友,在回国之前我们就认识,至少在学校期间,我们有过交谈。

  在厦门华侨新村的一幢别墅里,我见到了阿珍,彼此交谈得很愉快。她中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家里,衣食无忧,无论长相还是气质都很高贵。越是这样,越让我感到自卑。

  也许,阿珍看出我的心思,见面后不断给我来信,表明她对我的好感,而且“数落”了我许多的优点,把我的心直口快,说成了少有的“幽默”。

  见到秀凤后,觉得无论是她家,还是她本人,都有着一种普通人家的气息,这与我的感觉很相近。尤其相亲的那天,我的母亲与她的母亲居然在印尼就认识,据说,当年两家人住得很近。

  江秀凤:

  回国时自己还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不知怎么很快就成了大姑娘,当父母第一次提出嫁人的事时,心里不知怎么就感到紧张,直到一个男人,为了我来到农场,这颗心已经悬到了最高。

  幸好,见面时大家都客客气气,双方家境相似,更由于双方的母亲以前都认识,相亲时的气氛一下变得热络起来。当天晚上,父亲就说了一句话——“可以嫁给他”。

  从认识到结婚中间有近半年的时间,我们之间的联系都是靠着书信,看着是你来一封信,我回一封信,但信的内容还是很有差别的。他的来信,总是写得很多,而我却感到没有什么话可说,有时一张纸都没写满。

何仁芳与海外回来探亲的大姐、二姐、弟弟等家人合影。
何仁芳与海外回来探亲的大姐、二姐、弟弟等家人合影。

  就算我们都已经是“恋人”,但信里都保持着矜持,从来不敢用“亲爱”的称呼,最初他来信时,还称我为“同志”,到了后来才悄悄“浪漫”一点,去掉我的姓,直接称“秀凤”。

  结婚的时候,他带给我们家的聘礼就是一条猪腿和几斤糖果,与我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后,就把我带走了。

  何仁芳:

  其实,我看中秀凤原因很多,她不仅漂亮,而且单纯可爱,尤其她很能吃苦耐劳,没有别的女孩那种娇滴滴的样子,心里都是为别人考虑。

  在通信一段时间后,我都会偷偷在信里夹几块钱给她,对于每个月工资不过30多元的我来讲,这些钱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很少,寄给她目的是想让她有点零花钱。哪想到,她收到钱后,如数都交给了母亲。

  她后来告诉我,用信寄钱给她,别有一番情趣。虽然钱就是那几块,但会感到对方的一番用意,这比甜美的语言更有一种情趣。

  结婚后,我开始把她接到同安竹坝华侨农场,那是我们回国后的家,好让她在那里服侍母亲。平日里,她也参加农场的劳动,但之后农场说她不是农场的人,她只好又回到了娘家漳州双第华侨农场。

  直到1974年,永安水泥厂为照顾夫妻分居的我,将妻子招工到水泥厂,我们一家四口才真正的团聚。

  江秀凤:

  丈夫的性格开朗,很爱我和孩子,也爱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他一直说当年在印尼时,父亲、大哥的爱国事迹,尤其在印尼排华开始时,他的大哥将财产全部变卖,买了7张船票回国。

  在印尼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作为普通的华侨人家,买了这么多回中国的船票后,所有的积蓄几乎都耗尽,但为了回国,他们只能这么做。而我们家就没有这么幸运,父亲不过是一个码头工人,全家大小有9口人,即使想回国,也没有这个本钱,幸好中国派出了轮船接我们回国。

  那时,不善言语的父亲为祖国能来接侨感动得流泪,像他这一代的华侨遇过很多事情,而祖国对海外华侨的关心爱护,他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所以,很多华侨的家庭中,父母爱国,子女必然也会爱国。

江秀凤与外孙女合影。
江秀凤与外孙女合影。

  也许,我当时年纪小,不懂得父母他们对祖国的感觉,有时也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当年中国那么穷、那么苦,父母却要坚持回国。现在慢慢地懂得了他们的那番心思,尤其听到不久前回印尼探亲的朋友所闻所见,他们几乎一致都在感叹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壮大,老百姓生活也从过去的为了温饱,到了现在的小康。

  何仁芳:

  结婚以后,阿珍不时也会来信,我们这时纯粹就是好朋友、好校友的关系。有到厦门时,我也会带着妻子到她家做客,一来二去,妻子与阿珍成为了好朋友。

  也许是旧话题了,妻子有时也会问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阿珍。其实,我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但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阿珍家非常富有,她父亲是印尼的富商,所以阿珍的家庭成分必然很“高”,而秀凤的父亲是工人,属于“红五类”,尤其归侨中,像秀凤这样的成分少之又少,这也是我心仪秀凤原因之一。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念,即使在那个年代,不同的地域,观念也是不一样。刚回到中国,我在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读书。有空时,我会与大哥到厦门逛街,有一次,在路上听到有人在身后议论,说我们这些“藩仔”很傻,中国那么穷,却偏偏要回国。

  这些议论的人,以为我们听不懂闽南话,其实我们家在印尼时说的就是标准的闽南话。大哥之后用标准的闽南话对他们说——我们就是因为爱国,才回到中国。那些人听到后,不知是吓了一跳,还是感到羞愧,转身跑了很远。

  江秀凤:

  说实话,第一次见到丈夫时,心里的确有点犹豫,与见过的同龄归侨青年相比,他的长相与他们有些距离,但父亲和母亲说,人品好才是最重要的,结果情况正如父母所说,他的确是一个热心的人,只是到老了时候,变得有些啰嗦,经常忘记事情,只能每次向我“求救”。

  我也知道,当年阿珍为什么也喜欢丈夫,因为有几个有钱的男孩正在追求她,这些人似乎被阿珍看透,所以开始青睐我丈夫。我们俩见面时,基本不谈及这个过去的事,但彼此之间都明白对方的心思,这也算两个女人的“心有灵犀”。

  阿珍在前几年去世了,因为得到的消息很晚,所以我们俩都无法前去告别,但我可以感觉到,阿珍这辈子也是幸福的人,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至少比起我们来讲,她的生活无忧。

  ……

  说不上我们是什么“比翼鸟、连理枝”,但我们也实实在在一起走过了49年。

  我们一样在印尼出生,在1960年回国,经历过困难时期,在努力工作,我们还有一样的祖籍——金门。

  也许有着太多的一样,因此在一起时,反而没有多少话可说。空闲的时候,只能回忆,再回忆。(何仁芳 江秀凤/口述 林小宇/撰文)

【责任编辑:李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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