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宏君
    
    年幼初识字，印象最深的第一个成语，是“水滴石穿”。
    
    在雨过天晴的屋檐下，那样认真地蹲在洋灰台阶前，看着水滴“滴答、滴答”地打在台阶上，任想象的翅膀无边际地飞翔，如今想来有些好笑。可是，三十年过去，我才恍然感受到这成语后面不动声色地附着两个字：岁月。岁月能改变多少东西啊！可是岁月永远也改变不了故乡刻在我们心头的记忆。
    
    我一直传统地将春节作为一年的终结和下一年的开始。我喜欢在这段日子里回望岁月、沉淀心情。
    
    在我的字典里，“过年”与“回家”好像是不可分的，似乎一分开就不完整了，就失去了真意一般。虽说如今的“年”有雅雅俗俗各种过法，可在我看来，无论你是去新马泰看风景还是到亚布力滑雪，无论你是去海南打高尔夫还是到梦幻巴黎浪漫，那都是旅游，是度假，不是“过年”。
    
    过年是亲情与故土的聚会，是古老与今朝的重逢。
    
    小时候，从刚穿上棉衣开始，我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过年呀！
    
    ”过年是孩子们冬日里一份甜美的期待。“你看！等到天河和房檐在一条线上了，那时候就快过年了。”母亲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指着那条充满故事的银河说这话的样子，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至今也没询问过懂天文的人，是否真的是这样。但这对我并不重要。一个幼小的生命对浩渺时空产生无尽的遐想，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小雪又大雪。溜冰车，看窗花，做新衣，盼过年；糖葫芦，黏豆包，春联红，鞭炮响……终于过年啦！
    
    吃过年夜饭，给长辈门行礼拜年之后，孩子们兜里揣着押岁钱，欢欢喜喜地玩起各种把戏。守岁的时刻是孩子们最温暖的等候。这时候在东北人家里，孩子们最普遍的一个游戏是玩“嘎拉哈”。“嘎拉哈”是满语的读音,它是一小块六面形的骨头。将猪或羊的腿胫骨洗净晾干后染上各种颜色，就成了这种原始的玩物。“嘎拉哈”的上下左右四面分别称作坑儿（夕儿）、背儿、珍儿、轮儿（鬼儿）。女孩子的玩法主要是弹和抓两种，几个孩子团团围坐在火炕上，几十甚至近百个“嘎拉哈”一古脑铺在面前，无论是弹是抓，大家都小心翼翼，神情肃穆，如果哪个不小心出了差错，几双眼睛立刻齐刷刷看过去，一输一赢丝毫不让。
    
    那场面回想起来，真有点像面对重大比赛。
    
    爆竹一阵响过一阵，饺子的香气弥漫开来，零点临近了。守岁的孩子们，因为等待而焦躁不安的心好像立刻变得柔软起来，很安静、很踏实。在长辈的声声祝福里，带着对清晨著新衣、穿新鞋的向往，希望与梦乡悄然向孩子们走来……在关于过年的记忆里，很多片段就像经典的老电影，时间愈久，感受愈浓。
    
    老家东北的踩高跷就是这些片段中闪光的一幕，它堪称是朔风中一场华美的盛宴。
    
    踩高跷是满族的民间舞蹈，由锣鼓和喇叭伴奏，舞者脚下绑三四尺高的木桩，走起来不但如履平地，且多了几分婀娜多姿。
    
    大约在年初二、初三左右，高跷队开始拜年。我小时候父亲是村里的小学校长，教师作为乡村的“文化人”，很有“地位”，也非常受人尊敬。因为这个缘故，高跷队每年都到我家来拜年。踩高跷与舞龙灯一般都相伴而至，我不太喜欢那条威风凛凛的“巨龙”，它带给我的是震慑和恐惧。我喜欢高跷队在我家院子里“开潮的时刻。男女两队，一会儿一字儿排开，一会儿交错前行；一会儿呈方阵，一会儿像扇面。在我童年的世界里，那是一支神奇的队伍，是演绎快乐与美丽的聚会。
    
    高跷队里最惹人注目的是“秧歌头”。男队的头儿一般是个丑角儿，功夫绝对一流，舞艺也高超，各种别腿、独立的高难动作每次“开潮都要表演一番。
    
    而女队的头儿就更见风韵。在东北，“浪”不算是个好词，但选女队“秧歌头”，一定得会“浪”，要“浪”得有风姿、有风采、有风情，身段、动作、表情，一切韵致都尽在这一个“浪”字里。姑娘们的妆扮让人目不暇接：巧手织就的各色毛衣搭配飘飘彩裙（说是裙子，其实大部分都是各家的被面、床单），火红的凤凰，叠翠中的牡丹，嬉水的鸳鸯，彩霞里的飞天……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胭脂与北风将姑娘们的脸庞染得白里透红，锣鼓与喇叭让彩色的身段曼妙多情，童心和着欢快的鼓点跳跃，随着舞动的色彩飞翔……我常常回想童年看踩高跷的感受，那种真实的快乐与美好与我今天坐在剧院里看芭蕾并无二致，甚至比现在更快乐。那些洋溢着丰收与美好，祈愿与祝福的欢乐，那些温暖的期待与守候，让童年变得生动，令岁月盈满春水般的波光，那是童年的万花筒里不可或缺的一章。
    
    岁月有情，故乡是根，那里有我真真正正的家。
    
    （载《时代潮》2004年第二、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