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罐装的蜜糖，打开来，就能有回忆的香甜扑面而来；童年又是窖藏的老酒，时间越久，就越浓烈醉人。

    
买糖果

    
    回去后，吃完糖。小心地展开糖纸，像怕弄伤蝴碟的翅膀一样，小心展开。
    
    每逢年节，总要吃糖。“吃糖！吃糖！”十几年前，说一句“吃糖！”，很亲切。吃什么糖？那时，糖都是手工包装，包上糖纸，在两头拧好。感觉中那时的糖，要比现在胖。张着两只“小耳朵”，挨挨挤挤地躲在旧商店的大玻璃瓶里。玻璃瓶，高高地，放在玻璃柜台上。玻璃柜里，很少东西，似乎永远就是那么几种。一到冬天，玻璃上结起一层薄薄的冰花，冰花转而变成轻纱一样的水雾。看东西的孩子，还不够柜台高。为了看到里面吃的东西，只好不停用嘴呵气，“呵—呵—呵—呵—”。玻璃上水气化去，凝着几滴小水珠，在冬阳下，亮晶晶的。
    
    玻璃柜里只有一种饼，不论大小，都叫“儿童饼”。小的一毛钱，中间粘着点红糖，大的二毛，厚些，大些。这种饼，咬上去，有很重的苏打味。吃完后，舌根有点涩。小鬼头来买糖，穿着很宽的大人拖鞋。一只鞋，两只脚也能套进去。啪啦嗒啪啦嗒，一会，鞋就逃出去。于是，光着一只脚，追！追到前面，前脚刚抓住前面的鞋，后面的鞋又超到前面去。到柜台边，使劲仰起头，一排大玻璃瓶，满满地装着糖果。挪到相应瓶子底下，跳。话梅！大白兔！双燕！……一大堆糖果也会跟着跳起来。碰到商店里的师傅，无论老小男女，一律都叫“同志”，家里是这么教的。有模有样地一敲柜台，说：“同志啊，我用2架蓝飞机，1辆黄汽车，换3颗糖。换不？”这商店碰到这样声气的主顾，既不能说‘买’，也不说‘卖’，而说‘换’。“同志”则会说：“换不了。小同志，你再给一艘绿轮船，才成。”（注：老版的一分纸币上面画着辆黄色的旧汽车，二分则画蓝色的飞机，五分版面则是绿色的轮船。）孩童睁着忽闪忽闪的眼睛，转身啪啦嗒啪啦嗒，跑回去。没跑几步，又回过来。“再给2架蓝飞机，换不换？”“不成啊，一艘绿轮船——”于是，只好来回地跑，换糖的孩子永远觉得自己吃大亏了。跑着跑着，跑着跑着，拖鞋就变小了些。换糖的孩子，会算数了。
    
    以后，商店里的“同志”一见孩子来买糖，总是乐呵呵地问今儿个是坐着飞机还是坐着汽车来的？孩童摊开很脏的手，里面有一团揉得发皱的钱。商店的“同志”才从大玻璃瓶抓出把糖果，撒到台面上。然后，再用手背“掰分”成一组一组，每组三颗。其余，又被抓起，重新关在大瓶里，瓶口旋得牢牢的。只留下三颗暗紫色的糖纸裹着话梅糖。一颗一颗地数着，降落在孩子的手心里。但不说“颗”，而说“架”，一架，两架，三架。孩子开着糖果飞机，嗖嗖的远了。
    
    回去后，吃完糖。小心地展开糖纸，像怕弄伤蝴碟的翅膀一样，小心展开。打开一本日记本，里面夹着很久前收集的糖纸，压得平平的。红的，紫的，白的，有腊纸的、塑料纸的，花花绿绿的。里面还有父母吃剩下的老糖纸。夜了，闹着要识糖果纸上的字。于是，小声地跟着念“抓革命——促生产——”，念“备战——备荒——为人民”（注：文革期间老糖纸上的字）念“话梅——上海糖果厂——”，念“太白兔——”。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梦里那艘绿轮船，也慢慢地，慢慢地，呼噜呼噜开远了。大人却不知从哪来了童心，把厚厚的一摞糖纸，全数一遍。一张一张地数。就知道这些年里，一家子人，吃过多少糖了。
    
    （载《江南时报》 2004年0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