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兹有条洋人该（街），让天下兹洋人笑颜开；或或（喝喝）兹咖啡上上网，聊聊天兹乐开怀咿呀哈呵……”这是一段由大理少数民族歌者谱写传唱的歌谣，听过一遍之后，它所讲述的洋人街上那种淳朴逍遥的生活方式就刻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了。
    
    洋人街附近的博爱路上，有个酒吧叫作“法国红”，是两个法国青年资助他们的“大理兄弟”小强一起开设的。这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偶然被当地电视台拍摄播出，便赫赫有名。虽然酒吧的门脸很小，在热心人的指点下我还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
    
    店主原本是“三剑客”，但是这天下午只有FABRICE留守。FABRICE是个健壮的法国小伙儿，今年29岁，他在大理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是“大伟”。大伟来自法国尼斯，这一点从他挂满墙壁的家乡照片中就不难得知。2001年，大伟和好朋友尼克一起来到中国。
    
    “在法国只能从很少的记录片中了解中国，可那些信息都是过时的、错误的。记录片中的中国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我和尼克来的时候，心里准备看到的是个真正贫穷落后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实际上是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真实的中国让我们惊讶万分！”
    
    那次旅行，大伟他们从香港来到昆明，再从昆明来到大理，就彻底被大理的魅力迷住了。“云南的面积和法国一样大，但云南却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这里的风景美不胜收，而且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迥然不同。中甸是西藏风情，西双版纳是傣族风情，大理又是白族风情……大理对我来说，就象是天堂！”
    
    大理的山秀、湖美，人也善良朴实，他们痛痛快快地玩，白天爬山、在湖里游泳，晚上则到洋人街的酒吧里喝酒聊天。在那里，他们认识了小强。从大理州微山县来的小强，那时在洋人街上的“唐朝酒吧”打工，他的英文名字叫GEORGE。
    
    “我们刚来大理的时候本地人都不太会说英语，只有小强英语不错，他和我们聊天，讲他的家庭，他的想法。我们逐渐有了很深的感情，成了好朋友，再后来成了兄弟，哥儿们。”
    
    小强是个有追求的人，当他把想要开个自己的酒吧的想法告诉大伟和尼克之后，就得到两个人的支持。为了给小强一个惊喜，大伟和尼克回到法国后开始勤奋工作。大伟在法国是个帆船教练，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同时还作销售和英语方面的培训；尼克是个教师。2002年秋天，他们带着辛勤工作的积蓄回来了。经过一番周折和紧张的筹备工作，12月，“法国红”酒吧就正式开张了。那天，大伟和尼克弹唱了一首经过他们重新填词的法国南部流行歌曲，并给它起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今夜，我在大理入睡》（Je dors a Dali ce soir）。从此，这两个法国年轻人在大理扎下了根。
    
    “大理的生活差不多是天堂。我有很多时间阅读、或是写写东西。我们还踢足球，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混合队，马上5点我们又要去了。最开始，中国人不太会踢，后来和我们玩多了，他们逐渐踢得很好了，真的很厉害了。现在我常年待在这里，只有夏天回到法国教授两个月的帆船，同时也看看家人朋友，然后9月再回到大理。”
    
    大伟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悠闲的生活情趣，对于“何时收回投资”、“何时赚钱”一系列纯商业问题倒显得不以为然。大伟说：
    
    “酒吧的收入是季节性的，很不稳定。每次我们稍赚了些钱，就又做一些工程，把钱花出去了，投资至今没有收回，但是我们的酒吧却越来越漂亮了。”
    
    “法国红”的客人主要是老外。因为这里有个院子，常常搞一些舞会，喜欢跳舞的年轻人常常一传十、十传百，带着好朋友一起来狂欢。”大伟介绍酒吧的时候，脸上总是显现出抑制不住的陶醉。
    
    装修酒吧之外，如果还有一点钱剩下来，他们就去旅游。现在，他们正在计划搞探险旅行，并为此而攒钱购买吉普车。
    
    古城午后的太阳晒着人们的筋骨，浑身懒洋洋的，院子里的秋千和长凳安静地躺在阳光之下，大约在冥想他们欢乐的过往。依照大队人马的行程，我在简要的采访后必须离开。
    
    我给大伟和他心爱的酒吧拍了张照片。大伟剃了头，但是在脑后留了长长的一把头发，扎起来的效果让我想起维克多·雨果手绘的“中国人”。其实法国人与云南早有渊源。18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云南香格里拉境，并亲手栽下了一棵法国酿酒葡萄。多年以后，云南出现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葡萄酒——“云南红”。大理街头，有一家同样受欢迎的酒吧——“法国红”，她的主人大伟、小强、尼克的故事，或许也会在这阳光下的老城中久久地传唱……
    
    （载法国《欧洲时报》2004年07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