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良师益友，风范长存（纪念叶飞）
    
    早在1940年，我就在郭村战斗前与叶飞同志结识了。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期，在建设福建的17年艰苦岁月里，在全国人大侨委的5年间，我都在叶飞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即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后，我也从叶飞同志的言传身教中受益匪浅。
    
    一、初见叶飞
    
    1934年春，我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后被学校开除。1936年，因参加学生运动暴露，我远赴吉隆坡尊孔中学教书，与马共取得联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我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来到了苏北。几经挫折，终于组织起“抗战支队”第二支队，我任支队长。这个支队下辖二个大队五个中队，其中有四个中队已建立党的组织，有两个江北特委委员，一个是陈伟达，任第二大队大队长（解放后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另一个是洪泽，任支队政治干事（解放后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1940年5月，“抗支”奉江苏省政府命令调洪泽到湖北苏皖边界。我们估计其中有阴谋，可能要“抗支”参与摩擦，决定到接近新四军、八路军时再相机进行起义。到达金锁镇后，洪泽派人与当地八路军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行踪不定，短期内要离开此地，我们找不到。由于考虑到整个支队要暴动，如不先将联络方法、信号、地点定好，行动时有可能出意外，于是我决定赶到泰州，通过在那里养伤的陈伟达找新四军请示。我们一连两次去挺进纵队驻地郭村，第二天才见到“挺纵”政委叶飞，这是我同叶飞的初次见面。叶答应可通过电台联系八路军，要他们主动去找我们，并要我尽快赶回泗阳，不料我们刚到泰州，叶飞就派人来说二支队已经暴动成功，我们不能回去了，于是我和陈伟达等同志到了挺进纵队。事后得知，我离开“抗支”后，洪泽布置起义事宜，后来一大队在战场上与八路军不期而遇并当场起义，二大队因意见不一致未及时起义，当晚撤退到泗阳洪圩子，第二天被第一支队缴械遣散，有二十余人摸到郭村来找我们。当时叶飞待我们很客气，留我们住在司令部。两三天后，“挺纵”还专门召开一个千人大会来隆重欢迎我们，还请我讲话介绍苏北的军政情况。从此我和叶飞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0年5月间，挺进纵队粉碎日军对吴家桥地区的大扫荡后，为防止敌人报复转移到郭村，并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扩大队伍。二李（李明扬、李长江）见“挺纵”有长期驻守之势，曾几次要求“挺纵”撤离，韩德勤趁机在一边煽风点火，要二李攻打郭村。在当时，陈毅同志不同意固守郭村，叶飞认为还是郭村迎战比在吴家桥更为有利，决定在郭村迎击敌军，同时派陈同生同志去泰州与二李谈判，结果陈同生被扣留。1940年6月27日晚，在二李部队工作的女党员郑少仪了解二李的进攻部署后，连夜将情报送到郭村。28日拂晓，李长江率所部四个纵队及保安三旅共13个团围攻郭村。此时，“挺纵”四团去泰兴增援陈玉生支队起义，只有主力一团和特务营共四个营的兵力驻守郭村，叶飞沉着应战，利用李部各路配合不紧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灵活机动的战术，屡次击退敌人进犯，稳住了郭村阵地。30日晚，陶勇奉命带苏皖支队日夜赶路二百里从湖西赶到郭村。7月1日晚，“挺纵”一团主动出击，消灭二李3个团部，打下了宜陵。7月1日，陈玉生等起义成功，在“挺进”四团的接应下回到吴家桥，2日，二李部再次总攻失败后全线溃退。“挺纵”执行陈毅的统战策略，打下塘头后不进泰州城，陈毅送回二李部700多俘虏及部分枪支，并向二李表示愿意让出郭村、吴家桥等地东进黄桥，要二李给予方便并在今后韩德勤进攻我军时保持中立，二李喜出望外，完全同意，并立即将陈同生放回来。郭村保卫战以少敌众的突出胜利，揭开了新四军开辟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郭村保卫战后，部队进行改编，叶飞任新成立的苏北指挥部一纵队司令兼政委。苏北指挥部率部东进黄桥建立根据地。我当时就在一纵的活动中心地带如皋县任县长。如皋中心县委归一纵党委会直接领导，叶飞除支持地方工作的开展外，还关心我的组织关系问题。他告诉县委，说我经过这几年的考验，可以解决党的关系了。于是在陈伟达、洪泽的介绍下，8月份我在如皋入党，解决了我六年来因几次波折而拖延未决的问题，对叶飞抓大政方针又能细心深入地关怀新同志，出乎我的意料，也令我十分感激。
    
    10月3日，韩德勤集中全部兵力26个团约3万人分三路向黄桥进攻，当时我军只有7000余人，力量相差悬殊，但二李及陈泰运部的右路军1.2万人按兵不动。陈毅冷静应战，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来攻，各个击破，黄桥决战共歼顽敌韩军12个团1.1万人。叶飞的一纵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迅速歼灭韩军主力独立第六旅，在野屋基战斗中消灭敌89军军部和349旅，89军军长李守维、独立旅旅长翁达均在斯役中毙命。10日，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在东台北白驹会师，打开了苏北局面。黄桥决战胜利来之不易，陈毅在向中央军委电报中称“黄桥战斗、野屋基战斗均与我叶飞所部遭遇，极为顽强……我1、2、3、4、9各团进攻凶猛……敌胆始寒”。
    
    二、坚持苏中
    
    皖南事变后，我方在盐城重建军部，日军决定在我方立足未稳之际对苏北进行大扫荡。1941年7月20日，日军调集日伪军17000余人向盐城合击，妄图消灭新的新四军军部机关及主力。韩德勤更落井下石，出兵攻打我军，我军部腹背受敌，情况危急。当时叶飞任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第一旅旅长、政委兼苏中军区和第三分区政委。虽然三分区不是敌扫荡范围，但叶飞考虑到了全局的关系，决定在三分区主动发起进攻，配合盐阜区反扫荡。叶飞首选古溪这个敌伪军中心据点为第一个目标，果断行动，仅一夜激战就全歼伪军一个团一千余人，接着一举攻下黄桥、季家市、孤山、石庄等敌据点。三分区敌伪据点大部分被收复，苏北敌军不为所动。叶飞运用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乘胜包围泰兴城后又令一旅主力再围南浦旅团所在地泰州城，敌酋南浦襄吉才不得不从盐阜撤退回援泰州。这样，叶飞就巧妙地为军部解了围。南浦不甘失败，向三、四分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叶飞采取“蘑菇战术”，一旅在姚家岱东返腹地，南浦两次扑空，只得撤回泰州城。这样，三分区也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战后，军部给叶飞去电嘉奖，表扬一旅粉碎日军对盐阜区扫荡的功劳。当时我在四分区，为叶部的胜利所鼓舞，也积极打击敌人，进行反扫荡。
    
    1944年2月，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召开，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役，改变当前困难的局面。会议决定由叶飞负责发动车桥战役。叶飞以苏中5个团的兵力攻打车桥并在芦家滩打援，歼灭日军465人、伪军500人，取得大捷，这是华中迄1944年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也是苏中第一次大规模歼灭日军。攻克、逼退12个敌据点，打通了去二、三师的通道，标志着华中敌后战场开始转入反攻。
    
    三、渡江和上海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飞带三个旅北上山东（原来拟开赴东北，后来就留在山东参战）编为山野（后改为华野）第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兼政委。在解放战争中，叶飞纵队转战山东及中原地区，屡建奇功。特别在宿北、莱芜、孟良崮及豫东战役中，一纵发挥了关键作用。叶飞在孟良崮及豫东战役中，在陈、粟的统率下受命指挥一线的四五个纵队取得了歼灭国民党王牌张灵甫74师及区寿年兵团的胜利。一纵也成为华东有名的善打大仗硬仗的常胜军。
    
    淮海战役后，中央着手准备渡江战役，任命叶飞为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我当时在十兵团所辖29军任军参谋长，在叶飞的领导下参加了渡江、解放上海、先遣入闽等战役。
    
    十兵团准备渡江的地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三分区，叶飞很熟悉，这非常有利于渡江工作的准备。长江自古为天险，而十兵团所选渡江地点———江阴要塞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国民党重兵把守，因而如何减少损失，顺利渡江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叶飞策划的江阴要塞起义达到了这个效果。当时，江阴要塞炮兵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长唐秉煜、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已是地下党员，叶飞让华东局情报科长王征明负责联系工作，要求要塞地下工作者伺机起义并做好接应工作，并由我29军派一个团长、三个营教导员先潜入该部。这样，大军渡江时，江阴要塞起义成功，活抓司令戴戎光，并调转炮口，射击江防顽军。十兵团顺利过江，渡江战役共歼敌14.3万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渡江战役后，十兵团配合友军，又承担了解放上海的任务。上海由汤恩伯部约20万人据守，上海外围纵深都筑好钢筋混凝土的碉堡工事，汤恩伯吹嘘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无法攻取。野战军司令部要求28、29军攻占吴淞，31军攻占高桥，先断敌退路，并要求轻装上阵，猛打猛插，两日内完成任务。战斗打响后，各部队一路猛扑，受到敌人顽强抵抗，每占一点一堡，均经浴血奋战，反复争夺，代价惨重。当时，我随部队在前线月浦，看到如不改变急袭猛扑的战术，伤亡将进一步增大，于是我把这一情况报告叶飞。叶飞得知两天中伤亡已达2000多时大吃一惊，即令暂停攻击，研究对策，向粟裕汇报后，同意采取步炮协同的攻坚战术，“夺取一点，巩固一点，逐步推进，相机出击”，改变急袭猛扑的战术，终于扭转战局，减少伤亡，打下了上海，歼敌15万余人。在29军攻打月浦受挫后两三天，三野司令部参谋处才转来一份上海地下党绘制的《淞沪外围防御工事详细配系图》，此图若是提早下发，我军就不会造成这么惨重的伤亡了，此是后话。
    
    四、解放福建
    
    解放上海后，毛主席电示要提前解放福建，叶飞主动请缨，任务就落到了十兵团身上。叶飞派遣我带先遣队入闽做进军准备工作。1949年6月初的一天，叶飞来电要我到司令部接受新任务，我到了司令部后，叶飞对我说：“此次进军福建，兵团部队与接管地方干部及新招的南下服务团有十几万人，最大的困难，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粮草供给。兵团党委决定，派遣一支精干的队伍先期入闽……你是福建人，对福建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决定把你调出来……”接到任务后，我就带一部电台、一个侦察连和部分干部（分为政治、军事、后勤三个组）约200人乘坐两辆吉普车、十辆大卡车出发了。我们取道浙江江山，经福建浦城到达建瓯，受到当地军管会和闽浙赣省委曾镜冰同志的热烈欢迎，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展工作。到7月中旬，我们共筹集大米350余万公斤、柴草450万公斤、马料65万公斤、食油5万公斤、食盐5万公斤。在交通方面，则充分利用地形，抢修道路，终于使大军顺利南下，省委并派苏华同志带一部电台潜入福州，搜集敌人情报。7月，叶飞、韦国清、张鼎丞听取了我关于先遣入闽的汇报，他们都十分赞许，至此，我圆满完成了先遣入闽的任务，又回到了29军。大军入闽后，第一个大仗就是解放福州，29军也参加了这次战役。福州守军有李延年第六兵团5个军、14个师约6万余人。蒋介石对固守福州十分重视，亲临福州打气，李延年也奉命在福州周围加修工事。8月，十兵团在南平召开福州战役军事会议，叶飞确定作战方案，决定在福州外围撒下一张大网：29军为右路军，从南平出发，向南迂回攻占宏路、福清、长乐，断敌陆上退路，并阻止北援之敌；31路军为左路军，从古田出发，攻占连江、马尾，断敌海上退路；28路军为中路军，正面攻打福州。29军的行动，对全歼福州守敌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战斗中，29军在5天中翻山越岭，长驱200多公里，解放了永泰、尤溪县城，在宏路切断福厦公路，有效阻击南逃之敌。单我军部侦察营就在宏路以北俘虏了敌兵团参谋长及兵团大部分官兵，随军官太太在野地里乱窜，乱丢财物，我侦察营长还捡了一袋金条上交军部。据统计，29军共歼敌1.1万人，俘敌将级军官15人，而我军伤亡仅为200余人，为全役解放福州、歼敌4万余人作出了贡献。整个战役部署也充分证明了叶飞指挥的正确高明。
    
    此后，十兵团打响了漳厦战役，歼敌4万余人，并剿清残匪7.3万人，解放了福建。在打下厦门后，开始了攻打金门的准备。当时，叶飞兼任厦门军管会主任，兵团司令部搬到了厦门，他的主要精力也转移到地方接管问题上，攻打金门的任务由28路军具体负责。由于缺乏渡海作战经验，缺乏船只，现场指挥的失当，攻打金门失利，登陆部队全军覆没。战后，28军负责人向叶飞请罪，叶飞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两次向中央检讨并请求处分，但中央认为这主要是轻敌思想，也有经验问题，应当吸取教训，没有处分叶飞。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客观地讲，如果没有金门战斗的失利，在攻打舟山岛、海南岛上可能要吃更大的亏。后来，1953年7月16日，胡琏亲自率一万多人在海陆空三军密切配合下攻打东山岛，我军一个地方团坚守一天一夜，第二天援军赶到，把胡琏赶下海，歼敌3300多人，报了一箭之仇。1958年8月，毛主席亲自指定叶飞大规模炮轰金门，实行“绞索政策”，一时传为美谈。
    
    五、建设福建
    
    福建解放后，张鼎丞同志1952年调华东局，叶飞任福建省长，省委书记，军区司令、政委等职，17年来为福建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先后任厦门市长、市委书记、省工业厅长、工交部部长、副省长及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书记，主要主管计划、工交及省府日常工作。对叶飞大力发展经济，力图较快改变福建落后面貌记忆犹新。这里我谈几件事。
    农村经济建设叶飞从福建整体省情出发，从“一五”开始就明确以农业为重点，以后贯彻农轻重方针。他经常到农村蹲点，深入了解情况，并拜农业劳模为师，虚心求教，全省有一二十个地方他经常去蹲点。他主张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他的倡导下，农村经济节节上升。虽然在三年“大跃进”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也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在1958年冬春之交，看到当时农村缺粮情况非常严重，大胆提出“一人一分自留地，每户自由种一季”，大受农民欢迎并取得了实际效果，但却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恶毒攻击。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福建受损害程度较轻，非正常死亡人数也较少，到1965年就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工业、交通建设在“一五”期间，叶飞同意我们提出的“以轻为重，以轻养重”的方针，并大力抓交通、电力和三明工业基地的建设。当时，由于福建地处前线，国家重点项目一个也没落在福建，而福建十分落后的工业经过战争的摧残已是面目全非。当时福建有句话叫“福建手无寸钢，路无寸轨”，足以说明福建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等不靠，不怨天尤人，而是千方百计进行建设，尽快改变落后面貌。
    
    修建公路福建为丘陵地带，平原不多。根据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和山高林密的特殊地理情况，叶飞下大决心抓交通建设，将之作为发展整个福建经济的先行项目。福建解放时通车里程不到1000公里，约三分之二的县城不通汽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叶飞抓住福建处于国防前沿的有利条件，千方百计争取中央资金的支持，利用国防需求大抓公路干线的建设，主要修了南平至浙江江山和到江西上饶的两条出省通道；南平至龙岩的省内内陆干线。从福鼎经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诏安的沿海干线；南平经古田到福州、永安经大田至泉州、诏安的沿海干线；长汀经龙岩到漳州的几条东西干线。几纵几横，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大体完成，而且养护良好，道路质量居全国前茅，公路建设面貌焕然一新。据统计，“一五”期间抢修公路2000多公里，1958年实现县县通汽车，到“文革”前，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14250多公里。
    修建鹰厦、南福铁路1954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来福建视察。叶飞向他建议，为了准备解放台湾，应趁机调铁道兵入闽，用两年时间修鹰厦铁路。彭回京后报中央同意，鹰厦铁路遂成为福建惟一被列入国家“一五”计划的项目。它是几辈福建人的心愿，陈嘉庚也曾向中央提议过。鹰厦铁路的建设方案是叶飞与铁道部共同商定的，他不仅考虑到国防因素，也考虑到了经济因素。这一方案叶飞委托我征求陈嘉庚先生的意见，陈欣然同意。这样，鹰厦铁路于1955年3月动工，历经22个月，全长694公里的铁路全线接通，结束了福建无铁路的历史。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叶飞将它作为头等大事，全省动员了十几万民工协助铁道兵进行施工，并责成沿线各地市委，切实保证部队和民工的供应。他还深入工地解决实际问题。此后，我们向王震同志要求将节余的两亿资金用于南福铁路和漳龙铁路的建设。短短几年间，福建就拥有了1000多公里的铁路，比起广东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仅修建黎湛100多公里（其他一半在广西），福建交通迅速得到很大改善。
    
    修建厦门、杏林海堤厦门是个海岛，对外联系全靠船只。在敌人进行封锁的情况下，厦门经济的发展和战备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我时任厦门市长，深感不便，向省里提出与陈嘉庚先生商谈在厦门与集美间建一条海堤的建议。经省委同意后转报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里召集有关港务专家研究，认为我国在沙滩上筑海堤尚无先例，弄不好真变成石沉大海，所以未加批准。我们经过勘测，认为是可行的，所以1950年，华东军区司令陈毅来厦门视察，我和叶飞再向他提出了这个方案。陈毅同意向毛主席汇报，后来听说毛主席批准了，但迟迟不见动静。叶飞数次向陈毅催促，最后毛主席亲自定了给陈毅1300万元包干负责，陈毅转交给叶飞包干，由我具体负责兴建厦门海堤任务（我建议由张维兹同志任工地指挥）。当时，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任何先进设备和运输工具，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在敌机不断轰炸干扰下（前后牺牲海堤员工150余人），只花了27个月就胜利竣工，把一条长2217米、顶宽19米，动用石方70多万立方米的大堤建成了，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且节余400万元，改变了厦门孤岛交通阻隔的状况，适应了海防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厦门经济的发展。继厦门海堤之后，又根据陈嘉庚先生的提议，修建了两公里多长的杏林海堤，使鹰厦线不要绕路进入厦门，缩短20公里路程，节省了投资，提高了效益。两个海堤的胜利竣工为全国海堤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古田溪水电站和农村小水电电力工业是叶飞主抓的基础工业之一。早在1949年，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组建时，叶飞和张老就决定了要上马古田溪水电站，向华东局要求支援水电技术人员。福建一解放，这个项目也就动工了。1952年我调到工业厅后主管这个项目的建设。福建地处前线，为防止敌人轰炸，我提出要从坝下厂房改为放到山洞里，经专家研究决定可行，于是向叶飞汇报，得到他的同意。叶飞还亲自到古田溪工地视察。1956年3月，一期工程竣工，两台6000瓦机组正式向福州供电，1959年10月，二期大坝工程竣工。一级电站总装机容量达6.2万千瓦，四级电站共装机25万多千瓦，为福建工业发展提供了主要能源。古田溪水库共淹没土地4万多亩，搬掉古田县城及郊区4万余人，可见当时省委决心是多大。此外，叶飞也很重视抓小水电建设，在他倡导下，到1959年，全省共建小水电站379座，到“文革”前达到近2000座，使福建农村水电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借力上海、搬迁工厂为加强“二五”期间福建工业的发展，我们提出请上海市在经济调整中搬迁一部分工厂到福建来，以发展福建的工业。我们向叶飞汇报了这个想法，他完全同意并亲自给陈丕显同志打电话，陈也赞同这个设想。于是，我两次到上海与上海市计委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从上海迁入30家工厂，有玻璃厂、搪瓷厂、开关厂、食品厂、毛巾厂、针织厂、皮鞋厂、被单厂、丝绸厂等。这些厂大都是里弄工厂，规模小，设备不先进，但工人技术水平高，管理也上轨道，有些项目还填补了福建的空白，对促进福建地方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建设三明工业基地为了改变福建工业都集中在沿海一带的格局，“二五”期间，省委决定加快二线建设，兴建新的工业基地。我对三明在1954年空军选建机场时就有深刻印象，至此，我和叶飞在上海开完会回闽，专门在南平下火车，亲自到三明工地视察，并在地质队了解勘探地质情况，认为在这里建设工业基地是可行的。当时叶飞很重视支援农业建设，为了解决化肥不足的问题，他提出“化学救国”的口号，要求迅速建立化肥厂。考虑到接近原料产地的因素，我们经多方研究后提出建立三明化肥厂，年产4万吨石灰氮肥，联产电石、纯碱与氯化氨，叶飞马上同意并开始兴建。为了解决福建大炼钢铁缺少重点骨干厂的问题，省委还在三明上马一座中型钢铁厂。这样，连同重型机械厂，这三个厂成为三明的骨干，加上其他配套工厂，三明从以前仅三四千人的小镇一跃成为拥有十万大军的建设工地。当时三明日夜施工，热火朝天，一派新气象。为了加强领导，我们建议将三明县改为地级市，由原厦门市委书记张维兹为三明市委书记。省委也将派省委书记伍洪祥去担任三明建委第一书记。
    
    三明从选址到初具模型，建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成为福建的重工业基地，仅仅用了4年多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在“大跃进”后调整时期有些项目不得不下马，但还是保留了基础，后来逐渐恢复。
    
    引进人才为了适应大跃进发展的形势，我们最感困难的是缺少有经验的厅局级骨干。汇报给叶飞后，在一次省委会议上，他决定由组织部长侯振亚带人赴京向中央组织部要求派人支援，结果非常顺利。前后调来了贺敏学（后任副省长管基建）、唐晓光（冶金厅长）、宋维静（煤炭局长）、齐新华（机械厅长）、黄欣（建工厅长）、邓林华（化工厅长）等，大大加强了福建工业战线的领导力量，对后来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坦荡胸怀叶飞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并迅速改正。如1958年1月开始，在福州市和晋江地区开展的“反地方主义的反党活动”和1959年10月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错斗了一批干部，包括少数领导干部。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叶飞当着周总理的面做了自我批评，回到福州后，省委召开一系列会议，作出平反决定，并报中央批准，为过去被错批的同志彻底平反，落实政策，为受委屈的同志恢复名义和职务。对被点名错斗的领导干部，叶飞同志逐个道歉，充分表现了他光明磊落的品格和博大宽广的胸怀。
    
    六、在交通部和全国人大的岁月
    
    在“文革”期间，叶飞正如他自己所讲的“在劫难逃”，1975年，叶飞被平反并出任交通部部长，后任海军司令，1983年到1992年，任全国人大常委六、七届副委员长。在此期间，叶飞一如既往，对党高度忠诚，对事业十分负责，对人民无限热爱，继续开拓进取，在不同的岗位上缔造了新的辉煌，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开拓者。
    
    叶飞任交通部长时，1978年他到欧洲四国考察，对国外交通运输现代化及保税区的建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决心要努力开拓创新，改变国内交通的落后面貌。有次小平同志同他谈话，要求在尽快的时间内组建起一支负担得起外贸运输业务的远洋船队。当时远洋船队只有538万吨吨位，一半的运输任务都完成不了，而主要是没有足够的资金买船，而且买的都是旧船，技术落后，国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造船，而此时“四人帮”正对“风庆轮事件”揪住不放，压力很大，怎么办？叶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冒政治风险，向“四人帮”挑战，经李先念同志同意，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买船，由招商局自借自还，这样不用花国家一分钱，很快，远洋运力两年间提升到了2000万吨的吨位，大大加速和壮大了我国的远洋运力。这是一着险棋，也是一招妙棋，没有叶飞的果断和远见，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也没有今天的辉煌。
    
    叶飞对先进运输技术十分重视，上任不久，他就提出在长江运输中学习和推广顶推分节驳运运输技术，几经试验，终获成功，使长江运力大大提升。此外，他敏锐地看准方向，大力推广集装箱运输，要求远洋船队要多买集装箱船，并在天津建立我国第一个集装箱码头，后来还在上海建立起了我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叶飞还是我国高速公路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广者，他任交通部长后就重提修建京津唐高速公路，并派人赴日本学习，1976年开始实地测量，终于使这条高速公路1992年通车。
    
    叶飞出国回来后经报国务院同意及同广东有关领导协商，决定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工业区，并给予5年免交利润和500万美元以下贷款投资不报批的政策，由袁庚具体负责。今天看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叶飞创办蛇口工业区的决定在全国创了一个先例，开创了一个“蛇口模式”，对推动深圳及其他特区的建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广为传颂。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叶飞的高瞻远瞩、放眼未来的战略眼光和富于改革开拓的精神。
    
    兴建深圳华侨工业区的初步设想是廖承志同志倡议的，他提出将沙河企业公司升级并请国家计委投资5000万元。廖公逝世后，中央决定由叶飞分管华侨工作。1984年，叶飞来到深圳，我时为广东省省长，陪同他参观。叶飞在参观后提出：在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的基础上，参考蛇口模式，由国务院侨办直属的香港中旅集团投资开发，并将之命名为华侨城。1985年6月，国务院同意叶飞关于开办华侨城的报告。9月，我从省长的岗位退下来，兼任香港中旅集团董事长，主要推动华侨城的开发。华侨城一开始就根据叶飞倡导的“以工业为主，全面发展，环境优美，各具特色”的方针来建设，如今，华侨城在没有国家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办成了一个集工业、旅游、房地产、商贸等全面发展的新经济开发区，并建设了锦绣中华、民族文化村及世界之窗等新旅游景点，效益良好，对我国旅游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在国内外影响非常之大。
    
    叶飞十分关心海外华侨和国内的归侨侨眷。1986年，叶飞就提议，制定我国第一个侨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但因种种原因，进展迟缓，他就下决心由人大侨委自己承担起草工作。我到人大侨委后，在叶飞的领导下，与何英同志继续完成这项工作。199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他是我国第一部侨务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在国内外侨界引起巨大反响，受到普遍的拥护。从实施的成效看，它增强了归侨、侨眷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增添了侨务工作者依法护侨的信心，加强了有关部门依法办侨务的观念。
    
    七、高风亮节
    叶飞不但在战争年代功勋卓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就也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他深入群众、廉洁自律的高风亮节更值得我们学习。叶飞身为高官，却非常平易近人，生活也极为俭朴，不搞特殊化。1964年“四清”的时候，叶飞带我们一个工作队在厦门工程机械厂蹲点三个月，完全与工人同吃同住，半天参加劳动并拜老工人为师，同工人一样排队去买饭菜。他每餐只买一毛钱的青菜，工人说你吃的比我们还差，要增加营养才行。这种工作作风对现在的干部很有教育意义。叶飞身为国家领导人，却能廉洁自律，他除了1600元工资外再无其他收入。据他身边的管理员说，为了改善叶老的生活，有个月给吃两次甲鱼花了800元，工资就去了一半，难以为继，结果召开“家庭紧急会议”，由他的大儿子、二媳妇和他的孙子每月出300元伙食费才渡过这个危机。他逝世以后，留给子女的只有一些书籍，别无其他财物，真是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叶飞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他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却激励着健在的人。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对广大青少年，包括我们老年人在内，都是一次革命传统的再教育。我们要深入学习叶飞同志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优良作风，继承他的遗志，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潮。叶飞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作者：梁灵光。原载《福建日报》2002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