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
  
 
****什么是我所理解的好新闻****

　　新闻与文学作品、哲学著作有很大的差异，它是从人对新奇事件的关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专业传播，而新奇是与时效相关的，先睹为快。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惊奇是发议论的开端。（《形而上学》首篇）“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李咸用诗，《全唐诗》19册7396、7408页）显然，在古代，新闻已是一种人们精神交往的需求，只是当时没有形成规模而已。

　　哈罗德.拉斯韦尔1948年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曾概括出关于大众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第一项“对环境进行监测”，这主要概括的是新闻的功能。人们需要新闻，除了新奇、娱乐的动因外，通过新闻了解外部情境而决定自身的行动，是新闻的一项最实用的功能。
　　　　　　　　　　　　　　 　　　　　
　　就提供与众不同的事实、讲求时效的特点而言，新闻是一种“瞬间反映事实的表达艺术”。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内，以一种职业意识克服种种困难，及时发现和报道人们欲知的和意料不到的事实，而且表达简洁、清晰的新闻，便是一般意义上的“好新闻”。这里有两方面的条件，一是获取新闻较为困难，一是新闻写作技巧方面出众。昨天《北京晚报》报道，冒死最早报道广西南丹事故的记者受到表彰，他们写的新闻应属于好新闻之类，理由主要是前者。但是，并非只有报道了重大事件的新闻才能是好新闻，郭玲春写的不少会议新闻、白色新闻，从技巧方面写出了与众不同，也应看作好新闻。二者兼有的新闻当然更好，但是在紧急情况下要求对表达进行推敲，是过于苛刻了。

　　就帮助人们了解外部情境而言，以提供与众不同的事实、讲求时效为前提的解释性报道（或叫深度报道），其“好新闻”的标准，多了一层理性分析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仍然要以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为基础，用事实描述事实。能够比较深刻地报道社会发生变化的某个侧面，给人以理解的钥匙，即使好新闻。

　　这样说来似乎好新闻很多，认真想一想，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的解释性报道并不多。或是将新闻变成了某种肤浅的理论论述，或是用于描述现在事实的事实并不有力，让人感受到一种潜在理性的解释性报道是很少的。至于要求报道体裁重大，一定要是关于社会的瓶颈、重大热点的问题，“揭示”什么，这对于记者来说，能写出这方面的解释性报道固然很好，但是这似乎超出了记者的职业范围，那主要是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的事情，记者可以报道这些“家”们的思想认识，但记者不可能达到这些职业“家”的专业水平。而且对于那些专于报道细小问题的记者来说，他们等于失去了参评解释性报道“好新闻”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日本记者本多胜一1966年写过一篇《死在故乡》的报道，只有一千多字，报道了一位老年妇女自杀的过程，另附一张日本老人自杀情况的调查表。关于老人自杀的分析，仅有三言两语，含蓄而深刻，对它的评价是“在广阔的背景下写出事件的深度”（《外国新闻通讯选评》下册第186页），因而成为典范新闻之一。

　　关于解释性报道，不论题材是大是小，能够较早地、深刻地反映社会的变化，包括细微变化，给人以理解的钥匙（不能要求报道提供灵丹妙药），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新闻当然不会乏味，伏尔泰说，除了乏味的体裁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喜剧《流浪子》前言）

　　　　　　　　　　　　　　　　　　　　　　　　　　　　　　　　　　　——陈力丹

　　陈力丹，男，1951年2月生，汉族，籍贯江苏省通州市。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学位评定委员。

　　兼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1994-1999年）；
　　　北京市社会科学学位委员（1998年起）；
　　　上海大学、华中理工大学、首都商贸大学、河北大学等的客座教授；
　　　珠海特区报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一般新闻理论、舆论学、世界新闻史。

　　发表成果情况：
　　1979年以来发表的各类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一般文章、词条及少量译文等600万字，其中独著8本（有两本处于付锌阶段），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600多篇。另外独编著3本，合著、合编的书约十几种，主持过10本大型工具书中新闻学部分的编写工作。

　　代表论著：
　　主要著作：
　　《精神交往论》（45万字，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舆论学》（22万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新闻传播史》（36万字，上海交大出版社2001年内将出版）。

　　代表论文：
　　《谈谈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1980年）
　　《新闻学：从传统观念到现代观念》（1988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1989年）
　　《谈谈我国的新闻消费》（1993年）
　　《论孔子的传播思想》（1995年）
　　《论大众传播营造的“拷贝世界”》（1998年）
　　《从庞贝城看古罗马的公共信息传播》（1998年）
　　《刘少奇的新闻思想以及理论意义》（1998年）
　　《试论说明性信息的接受特征》（1999年）
　　《关于经济新闻的几个问题》（2000年）
　　《关于西部大开发宣传的几个问题》（2000年）
　　《日本二战时法西斯新闻体制的形成》（2001年）等等。

　　1984年11月被全国记协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级）”。其他各种小的奖项很多，略。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