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当17岁的王辉耀在乡下就着油灯读外语时，他大概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今天的样子：开着一辆旧奔驰来往于北京最繁华的大街上、在最豪华的会所里，为和他一样的“海龟”们“做窝”。

　　王辉耀目前被提及最多的身份，是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

　　在他身上，有着太多的第一：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文革后进入中央国家机关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国内最早一批出国攻读MBA和工商管理的博士研究生，海龟中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第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最早回国创业的留学生中之一，第一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新华商”概念的首倡者与优秀代表。

　　有着如此多辉煌经历的王辉耀，今年不过47岁。平时走到哪里，别人看他都觉得比实际年龄年轻。

　　聚拢“海龟”

　　“我觉得这个社会不仅需要有人埋头拉车，也需要有人抬头看路。我在海外呆的时间长，目前有时间、有精力，并且还有兴趣来做这样事。”每当说起为什么会负责起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工作，王辉耀总是淡淡地解释。

　　欧美同学会商会1913年创立，到如今已经有了92年历史。它是一个民间性质的非盈利性组织，但目前在政府与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建国后至90年代以前，留学生大部分由教育部公派，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出国人员中，有95%以上都是自费留学，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行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群体。

　　“目前在CBD工作的外企白领就有几十万人，其中‘海龟’就有好几万，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是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够传达这个群体的声音。大家在一起交流经验，彼此在精神上互相鼓舞，有的人还从中发现了商机，结识了新的团队或合作伙伴。”

　　王辉耀说商会这个组织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他们现在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在长安俱乐部举办一次聚会，参加者颇为踊跃，这中间有丁健、田朔宁、吴鹰、张朝阳、张维迎等一大批“海龟”名流，也包括在国内外上市的几十家企业和大量在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的海龟精英。他们在一起既畅谈国家大事，也交流企业信息和个人资讯，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和园地。

　　“能看到社会对‘海龟’这个群体更关注，‘海龟’们找工作更容易了，更多的留学人员得到社会认可，我很满足。”

　　跳跃前行30年

　　“前30年我很忙。”他说。

　　王辉耀是一个目标意识非常强的人，一旦想要做到的事，总是想尽办法加大成功的筹码。

　　出生于四川的他1982年从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外经贸部工作。

　　“学习外语的如果没有机会到国外的外语环境中去实践，外语就会‘生锈’，几年下来甚至还会丢掉，所以出国是势在必行的事。”

　　然而，本来有出国机会的王辉耀由于一个“小报告”而与约旦使馆失之交臂。此时已经“铁了心”要出去的王辉耀，打了自费留学报告。

　　1984年，王辉耀进入了加拿大温莎大学，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就读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于是，从外经贸部翻译到加拿大留学生的“跳跃”，在这一年实现了。

　　两年后王辉耀又成了加拿大安大略大学商学院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工商管理博士生。在国外读书肯定要打工，别人多半找个餐厅、家教就干上了。可王辉耀偏不，宁可挣钱少点，也要找个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因为他“不想浪费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和任何一点时间”。

　　王辉耀在加拿大找的第一份正式的暑期工作是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作职员。离暑假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王辉耀就准备了一份简历寄给了该银行的一位高级副总裁。“为什么要寄给高级副总裁而不是寄给人事部门呢？我事先已经了解到，在北美这些大公司、大银行里，招聘人都是由业务部门的经理或副总裁来定的。即使他们不做决定，通常会将你的求职信转给人事部门；而人事经理收到高级业务部门转来的简历，一般比他或她自己收到的简历要重视得多。这样你获得面试的机会就比较大。”

　　果然，王辉耀的求职信得到了及时回复，他获得了去多伦多BAYSTREET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总部面试的机会。

　　毕业后，王辉耀顺利进入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SNC-兰万灵公司工作，不到30岁就做上了兰万灵公司的国际市场经理和董事。1990年初又应聘做了魁北克的首席商务经济参赞，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加籍华裔外交官。

　　这个任命在当时的华人圈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魁北克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聘用一位华人担任政府的高级外交代表，同时，也是在加拿大各级政府中第一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担任政府的外交官。

　　在任期满时，王辉耀可以留下来继续他的外交官生活，但是，他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很吃惊的决定：创业。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决定，才使王辉耀在今后的十几年中，积累了他自认为一生都够用的财富，也使得他现在有钱有闲，成为能一心做事的“社会活动家”。

　　新华商破历史僵局

　　在做企业期间，有一件事至今提起，都让王辉耀感到骄傲和光荣。那是1994年，他陪同加拿大总理克雷第安首次访华，说服加拿大政府支持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并且顶着美国的压力引进了三峡工程的第一批外资。王辉耀促使加拿大政府成为支持三峡工程的带头羊，此后西方七大工业国对三峡的资金封锁不攻自破，西方各国针对三峡的巨额资金纷至沓来。

　　1995年，王辉耀在加拿大参与接待李鹏总理访加，又在全世界最大的三峡项目上签订了第一个国际工程管理合同，该合同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项目管理合同。

　　而另一件让王辉耀同样激动的事，是他的公司在几年内把承接的武汉东湖环保治理项目、加拿大政府赠款600万美元的南方电网规划等项目推向了世界。“这些往事，无论从什么方面对我来说都是财富，而且曾经经历过，足够。”

　　如今，在王辉耀身上，实职虚职加起来，总共有14项之多，除了几个商会的会长副会长，他还是几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两个公司的董事长。

　　对于自己的公司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和中国项目网，王辉耀坦言，目前都在正常轨道运行，他管得并不多。

　　王辉耀说，对新华商、“海龟”群体的熟知为他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源与经验，因此很愿意做一些梳理、总结的工作。所以这几年他在不停地写书，在过去的6年中，王辉耀平均一年时间就出一本书，希望对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有所帮助、有所推动。

　　国际化的时尚先生

　　“一个人的衣食到了一定程度，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也就足够了。你的资产多一个零，少一个零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对于我来说，孩子的教育，家庭的支出费用都足够了，绝不会现在还要挣钱来养家糊口。做企业十多年，财富的积累早就完成了。”

　　在王辉耀看来，一个人一生的花费是有限的，挣1个亿也好，挣10个亿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且，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还不是很健全，挣100个亿肯定要做很多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事，甚至是有风险的事，因为这个大环境还不成熟。比如德隆，虽然做到了上千亿的规模，但最后的命运却是垮掉。

　　“中国的事就是做到一定程度就要改善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对企业生存环境进行改良。中国现在出不了李嘉诚，不是说中国没有李嘉诚，而是因为中国没有生存李嘉诚的社会环境。就如同沙漠里是开不了奔驰的，没有那么好的路。要想在沙漠里开奔驰，那么首先就要想着怎么改良沙质。这要一个过程。中国现在就正处于这个过程中，而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出一点力。”

　　实际上，一辈子不用再为衣食发愁，这个标准各不相同。王辉耀也说，他不可能说得太具体，但起码，应有财力来支付家庭以后的生活和所需。

　　一位商会成员猜测，这个数字可能是1亿元人民币。光王辉耀装饰豪华的家就有500平方米之大。

　　“另外，我还在做教授，公司还在运作，也还是有收入的，包括部分投资还在带来回报。”“从目前来说，我不会追逐有10亿还想有100亿这种做法，做企业是一种创造财富或者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但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都要通过做企业、挣多少个亿来实现。”

　　“如今，房地产老板做多少多少亿的大有人在，但我觉得他们是很累的，很辛苦的，一点都不值得我羡慕。比如他们会整天担心房地产的按揭行不行，政策调控如何，土地、房价是涨还是跌等。而我的生活就不用操心这些。”

　　王辉耀说，他目前关心和着力的，是大学生就业不是特别好，国内国际化程度不是很高，海归回来找不到工作，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需要20年，这个时间，能不能缩短。中国改革开放是单向的，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招商引资阶段，招才引智还没有开始，或者处于初步阶段等问题。

　　“北京CBD很现代，上海浦东的建筑超过纽约了，但楼里的人是否都达到了国际化的素质，从外到里是否都具备国际化的要求呢？”

　　王辉耀有一个颇为“国际化”的家庭。他的妻子毕业于外交学院，曾经工作于外交部。他的一双儿女上小学时就出国了，先后在加拿大、法国读书，其中一个目前已经回国，另一个在母亲的陪伴下，还在国外念书。他们的英语、法语、中文都很流利。

　　如果把时间分做三部分，王辉耀说，他用1/3做企业，1/3做学术工作，1/3做社会工作。

　　而他“不喜欢做企业，想更多地摆脱一点，不介入太多事务性的、重复性的东西”。虽然这可能创造财富，但对他来说，不是第一重要的。“创造物质财富的企业家也不能一天到晚光想着赚钱，要放宽视野。”

　　“有些人盖了很多房子，创造了很多物质财富，但有没有考虑过精神家园，又为精神大厦做了多少事呢？尽管中国人刚脱离贫困，90%还在为过上好日子而忙碌，但并不等于中国就不需要有人来考虑精神方面和具有社会意义的事。”

　　为了做“有社会意义的事情”，王辉耀一年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在国际上跑，去年就去了6趟欧洲。

　　“在工作不是很忙时，我会与朋友在会所里聚一聚。游游泳，打打球，高尔夫球、网球，乒乓球等都打，家里就有一个乒乓球台，经常邀请朋友到家里一起打。”

　　“中国的商人或者企业家，天天有应酬的宴会和酒会，而一旦参加这样的应酬多了，往往就吃得特别多，他们忙了以后，运动又特别少，健康就成了问题。”

　　王辉耀从来不抽烟，红酒也只是偶尔喝一点点。他说，一个人不仅要有聪明的头脑，还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否则，什么事也干不了。

　　去年，王辉耀被《时尚先生》杂志评为2004年度时尚先生。

　　老商会新挑战

　　“对我来讲，能够有幸担任会长，为海归群体做一些工作，为大家提供一些服务，探索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

　　而让王辉耀比较满意的，是自己任会长的这二年，对商会进行了系列的改革，给商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原来会员年龄都比较偏大，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很多年轻人，商会很有活力。原来老模式下的聚会，免费都没有人去，而去年最大的一次国际精英聚会，300块钱的门票还来了近1000人。”他不无自豪地说。

　　这种说法在一位曾经参加过聚会的林先生那里得到部分证实。林先生在北京饭店工作，用林先生的话说，以前商会里就是一帮老头老太太，喝点红酒，简直没意思透了。而现在就拿4月14日的聚会来说，尽管天气不好，参加“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名家论坛”人数依然达到80多人，且年龄大都在35岁左右。

　　不过，在旁人看来，王辉耀因此放弃了一些很多人想要的东西，未免可惜。

　　“这只是圈里圈外的问题。我曾经做到外国参赞，确实代表一定的层次、一定的地位，但做几年后，发现给你挑战性还是很有限的，追求新领域，尝试新东西的机会也很少，当完全驾驭和胜任之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换工作很正常，从事三、五个工作后，就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我反对这项工作没有做好又去做另外一个工作，但当一个工作的挑战性不够大，能够学习的东西不够多时，去换一个新的领域充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拿我来说，到目前为止，总有一个目标，总有一个想要完成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越来越丰富了，朋友越来越多了。”

　　王辉耀曾在中国侨联华商会，团中央全国青年联谊会，北京市华商会等做过好几年的理事长，朋友特别多。与朋友在一起，常常谈论起彼此都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如今，他们对传媒的发展比较感兴趣，如IPTV，出版等。

　　在朋友圈里，王辉耀与田朔宁、丁健、吴鹰、张朝阳、王中军、王维嘉等关系都相当好。不过，一位刚参加完5月份名家论坛的会员私底下抱怨，每次吃的食物都不变花样，已经很烦了。而对讨论的问题，一位姓李的律师也表示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一会不愿透露姓名的会员分析说，每次就收100元而已，又必须在这样高档的地方，吃的标准自然会下降了。

　　众口难调之下，目前商会工作对王辉耀的挑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