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消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第三十个年头，对于近年来移居海外的华人来说，他们可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些人大多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出国变换自己的人生轨迹。加拿大《星星生活》刊登了旅加华人曹庆学撰写的回顾文章，或可从华人的角度反映出改革开放的一些侧面。文章摘要如下：

　　整整三十年前的春天，我开始了大学寒窗苦读，校园里意气风发高唱“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情景，尚历历在目。不期一眨眼的功夫，眼下竟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了。置身海外的当年时代宠儿，此时历数故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个人命运的沧海桑田，无不真切体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天翻地覆变化。

　　回顾历史潮流改道的前波先涌，应该首推高考制度的恢复。我作为头批“中举”的一员，抚今追昔，竟恍若隔世，不由地感慨万分。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大陆的全国统考体制，一夕之间被骤起的文革狂澜席卷，先是“停课闹革命”，五六年后勉强“开门办学”，但无甄考、遴选，就单单从工、农、兵中“推荐”少数根正苗红政治可靠的径直入学，不论其人的文化程度如何。

　　这些学员们进校以后亦非传统的书生一族，而是“天之骄子”，以“主人翁”的姿态，“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使得那些早已领受过批斗而声名狼藉的教师们难以适从，战兢备课，如履薄冰。学制亦相应缩减，强调“短、平、快”，“早日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像五年制的医学院三年就搞掂，质量水准可想而知。

　　这种荒唐的招生制，给特权阶层大开了后门之便，上大学变成了人情、权、钱、色的交易，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深恶痛绝。所以在“拨乱反正”伊始，它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革之的。“纠”此“偏”，既可从根子上拯救濒于崩溃的国计，又能立马赢得众望所归的民心。

　　1977年10月21号，收音机广播了大学恢复考试招生的消息。考期定于12月9、10日两天举行，次年2月放榜，3月初进校。由于考在头年，虽入学于翌年春，仍还算“七七年级”；该年夏天再招考的秋天入校，是为“七八级”。中国高校史上遂出现了一年之内连进两拨新鲜人的“奇观”，足以反映出当际求才若渴、时不我待的特殊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往昔皆是约定以毕业的年度为学子的届别，如65届，即1965年毕业的，“回顾性”称谓，惟从此刻起俗成了“前瞻性”叫法，即以进校之时称呼，故“七七级”等新名词便带着点“划时代”的意味载入了汗青，家喻户晓至今。

　　由于这是十二年来头一回国家联考，其间所积压下的大批才俊散布在城乡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当时规定录取70%自社会青年中，30%自应届高中生。并有个16字的招生方针：自由报名，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单位推荐。这头一条就摒除了以各种口实夺人考权的障碍，取消了“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等资格限制；最末尾方提及原先曾是主宰的那款，显然意味着主要是当腰的那两项了，为不拘一格、广开才路预设了铺垫。

　　果然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无数英雄英雌竞折腰。报名者如云，赶考者如鲫，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山东省有80多万考生，只录取一万；全国则共570多万参加，而招收仅20余万，成为了华夏科举史上竞争最是惨烈的一次大决战。

　　由于从布告之日到会试之时，相隔仅仅四十几天，时间仓促，准备不及，全仗考员们过去的功夫了，临阵磨枪是不灵光的。那年一共考了政治、数学、理化、语文四科，英语作为选择课目，分数仅供参考，未计入总成绩内。经过激烈鏖战，最终只有4%的佼佼者胜出，相比2008年全国600万人应试、录取率为57%的情势，说它是“百里挑一”一点不为过吧。

　　这些昂首挺胸、凭真本事跨进大学门槛的幸运儿中，最年轻的15岁，最老的37岁，我校还有“二世同堂”就读的呢。学生的“成色”亦五花八门，有工人、农民、知青、军警、演员、教师、公社书记、待业青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不乏“黑五类”、“臭老九”和“走资派”的子女后代，真的除却了“唯成分论”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缘于学生中党团员甚多，每个班都设立了党、团支部，也是一大特色；次届便全年级一个党支部；到了七九级因党员鲜见，便不复存在，唯剩团组织了。而从80级开始，停止了自社会青年中招生，学子们就齐刷刷的皆为应届高中生了。

　　这批大多饱尝过世态炎凉和坎坷艰辛、从社会底层好不容易爬上来的学生，各个方面都显得成熟、现实，尊师重识，勤奋好学，出奇的用功，“要把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是为流行语。没有顾盼“奇装异服”、高跟鞋的，也没有寻思烫发、跳舞的，谈恋爱的极少，“一心只读圣贤书”，以至于被80级后的学生们谑为“保守、老土、思想不解放”。但却给师长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被评价为最刻苦求知的一届，多年后仍津津乐道，称赞不已，动辄作为新生的效法榜样。

　　我那时节是个工人，还是沾了“家庭中有多个子女的，可以留下一个在本城市工作”政策的光，但我的两个弟弟次年便双双下了乡。由于我家的门庭不红，祖父、父母均因成分、出身问题在文革中遭受整肃，“历史污点”便让我们与“好事”绝缘，上大学就更没门了。我当时已经工作了三年余，天天扛大包“劳其筋骨”，却也“苦其心志”了，面对这天赐良机，哪里肯放过，打小就憧憬着像爸妈一样当大学生的夙愿，终于展露出一线可能实现的曙光。

　　坦白的说，我的功课底子不孬，纵使辍读久矣，但稍一温故，便都知新。这自然得归功于爹娘的长期教诲，即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的年代，二老总是耳提面命：本事学了不压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上了。我便未曾松懈过，凡开的课程不管教多教少，大小通吃；包括“右倾翻案风”中试开的英文课，也都拿得高分，以至于其时在校都有点“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之嫌。而那时候是看不到一丁点前途希望的，只不过是不虚度光阴而已，可现在却大大地庆幸听了老人言，没有吃亏在眼前。

　　那年招考的作法也“异乎寻常”：考过后被通知查体、填写志向时，生员们根本不知道各自的分数，所以无法按着学校的牌子、地位依次择选。完全是在“瞎懵”，填得高了，考得不够，连个普通院校都进不去；反之，高分的让小校延揽了去，又不无遗憾。后来还知道，表上列的“服从分配”一栏，也是非填不可的，以示对组织上的尊重信任；说明愿意接受调遣，在高不成低不就时，能保你有个去处，不致于够分却落空。至于将来你满不满意“拉郎配”的安排，则另当别论了。这便是当时的国情实况，实在有悖情理，但念及匆忙上马、有的地方连印考卷的纸张都紧缺的首次大闱，也就不必细究较真了。重心都在学子们有了公平竞争、参加考核的机会上了。

　　较为“保守”的我，经过反复“深思斟酌”，最后还是把第一志愿选在了本市的医学院，它是全国十八所老医校之一，所以就没有报京沪的大院，更没“染指”清华、北大等“一类”学府。图的是保险系数大些，既然立志继承父业、从医，在家门口念书既省钱又方便，将来分配到边疆地区的可能性也小些，等等。但不知其“利害”的我并没有填“服从分配”那项，因担心被随手拨拉到边角去，为此后来一度好生害怕，追悔莫及，唯有听天由命了。

　　好在金榜题名时我如愿以偿，在入学以后始获悉考分高踞全校第二，并超过了“一类”大学的录取线。二老欣慰之余，母亲又不失懊悔，觉得报考的门坎太低，可惜了；爸爸则安慰道：是块料儿在哪都行。就这样，我无悔无怨地开始了在海滨之城的大学生涯。多年之后，我又念了研究生，破格晋升了教授，再应邀自费留洋工作，在欧美与国内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也算是证明、实现了老父的吉言吧。

　　如今，七七级这批莘莘学子都已在国内的各个领域大显身手，不少出国的在更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有时候我突然会“不堪设想”一下：倘若当时不是科场重开，继而国门打开，吾等现在极可能是在民工、下岗的堆里呆着呢，瞧科落榜同窗们的眼下景遇便不言而知，不禁有点“不寒而栗”。

　　当初这上与不上大学的结果，岂止是“穿草鞋和穿皮鞋”可以简单了得？乃是关乎个人及子孙未来前程的终身大事。而正是“变法”的所趋大势提供的契机，给埋没于砂砾中的璞玉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的被这难逢的机遇垂青，没预备的则眼睁睁地抓空、失之交臂了；同时也让“东方睡狮”真正的猛醒、长啸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也由此迅速发达、腾飞、昌盛起来。于国于民，这大概都是所谓的“命”抑或“运”吧。

　　从这层意义上讲，今日能侨居于北美的我等，均拜那扭转乾坤的大考之福，属于历史巨轮修正航向后的获益乘客。尤其是少小就屡遭人祸磨难的我，老大倍感幸运之至：没有错过了对于老中学生而言的赶考“末班车”，顺便又搭上了“改朝换代”新长征的“头班专列”，从此时来运转，一帆风顺，以致还能飘洋过海，过上“体面人”的生活。

　　1994年我借着开敞更大的国门，接父母到德国探亲，2002年又邀他们来加拿大旅游、团聚，饱览西域风情。父亲早已得平反，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了多项著作奖，母亲自是夫贵妻荣，双双安度幸福的晚年。他们莅境目睹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感触良多，也不乏对国内现状的一丝无奈：尽管中国目前车多楼高、人富了许多，但是在人文“软件”部分差得仍远，恐怕还得50-100年才能赶上。

　　去国久矣的我闻听以后，倏地领悟到：自己岂不是一蹴跨越了一个世纪，超前品尝了“原应天上有”的生态，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前进入了小康社会”了？幸莫大焉，始料不及呵。果真如所罗门王所说的：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今天，我的心态、理念，已经与“恰同学少年”热血时迥然不同了，但知足、感恩的我，仍永难忘怀30年前的那场大考，那个我身心生命轨迹彻底改变的转捩点。(曹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