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越南《青年人报》报道称，越南同奈省一家水泥企业发现182名未办劳务证的中国劳工，属于非法外劳，他们被处以每人500万越南盾的罚款，并将被遣返回国。中国海外劳工的命运已成为国际问题，非法劳务、歧视对待，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许多海外劳工被欠薪、被迫滞留，有些甚至遭遇人身和生命威胁。

　　据官方统计，中国海外劳工人数已近400万，由于存在普遍的“黑外劳”问题，实际数量远远超过此数。如果算上他们的亲属家人，便是几千万中国人的命运问题，理所当然应受到社会的关切和重视。

　　身份问题很普遍

　　曾有人说，每个在外劳工都有一大盆苦水，但每盆苦水的苦味都各不相同。

　　前面提到的未办劳务证，就是相当普遍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劳务证，就是非法外劳，一旦被查出，遣返、罚款都是不可避免的，情节严重的还会被捕、坐牢。

　　未办劳务证的外劳几乎都属于集体劳务输出，工人普遍缺乏外事经验，甚至此前从未出过国，自然不知道“劳务证”为何物，没办劳务证的责任自然算不到他们头上。

　　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工单位手头拮据。办理劳务证费用虽不算很高，但对于一些诸如建筑、水泥、采矿、纺织等用工单位而言，雇用外来劳工动辄数百上千，积少成多，便是“巨大负担”。一些用工单位便在侥幸心理驱使下，故意少办一部分劳务证。另一种则是当地《劳动法》规定了外劳比例，如北非、西非许多国家规定，建筑工地熟练工，外劳比例不得超过30%。而实际上，在许多由中国公司承建的项目工地，这一比例早已超过90%，这便造成一部分工人的劳务证无法申请。

　　通常，用工单位会动用当地关系，但这毕竟是上不得台面的，一旦出现变故，撞在枪口上的无证外劳就会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为无可奈何的牺牲品。

　　拖欠薪水更严重

　　领不到、领不足合同所规定的薪水，是另一个普遍的问题。出现这类情况的原因大体有两种。

　　一种是工程出现问题，工人“做不足”，这种情况在非洲的一些政府工程项目中比较普遍。由于非洲国家政府财政状况普遍不稳定，加上国内建材自给率低，同时上马大批项目往往造成建筑成本上升，政府经费出现断档，或建材涨价造成项目“卡壳”，都会引发较长时间的停工，这就会令绝大多数按出工数取酬的外劳“做不足”，收入锐减甚至长期零收入。

　　另一种则是用工单位出现问题。有些用工单位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为甩掉包袱而宣告破产清盘，甚至老板人间蒸发，将大批外劳不明不白甩下。这种情况近来由于全球性经济衰退，变得越来越普遍。

　　中国外劳通常被分为“白外劳”和“黑外劳”，即使通过正规途径输出的“白外劳”，也普遍存在被巧立名目层层盘剥的现象。“黑外劳”问题则更严重，中介几乎无一例外向外劳收取“保证金”，金额从两三万人民币，一路水涨船高到近10万人民币。为防这些劳工出国后“不服管”，中介和劳务公司或事先收费，或强行从工资中代扣。如此一来，一旦出现前面提到的领不到薪水的现象，中介、劳务公司毫无损失，而外劳却损失巨大，许多农村籍外劳系借钱缴纳“保证金”出国，一旦碰上这样的不幸，后果十分凄惨。

　　生命安全最重要

　　最严重的问题自然是歧视压迫、人身伤害和意外危险。

　　如在日本、韩国，当地部分不法企业利用“研修生制度”引进变相非法外劳，并施行残酷压榨和役使；在俄罗斯，中国外劳常常成为当地光头党的袭击目标，甚至遭到警方的歧视性待遇。

　　在非洲，中国外劳有时甚至面临绑架和战火威胁。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中国石油工人多次被绑架；在刚果(金)中、东部矿区，中国工人成为当地军阀威胁的对象；去年年底，在苏丹的南科尔多瓦省，中石油员工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最终导致5人死亡；200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中国中原油田勘探局营地被反政府武装袭击，包括9名中国人在内共74人死亡，酿成中国海外工程最严重的人员损失。

　　一方面，一些当地企业利令智昏，罔顾法律约束，是许多歧视、虐待外劳纠纷的成因。而中国产品和劳工对当地就业市场形成冲击，引起所在国社会不满，这种不满一旦被种族主义者挑唆、激发，就可能酿成暴力冲突。

　　而另一方面，部分中国企业和某些部门还存在工作不力、调研不充分和火中取栗的侥幸心理等问题。如民族冲突激烈的“非常地区”，许多跨国公司宁可放弃项目也不愿冒险，而中国一些企业却不顾一切地“人弃我取”。本应起把关、保驾作用的某些机构、部门有时也一味强调项目成功率，谈机会多，说风险少，预警提示不到位。

　　权益保障待加强

　　如何确保中国外劳的利益，是关乎近400万外劳，和数以千万计中国人福祉的大事。

　　严打“黑外劳”，规范“白外劳”，确保海外劳务输出有序发展，堵住盲目输出和层层转包的漏洞，是杜绝“外劳问题”的关键。在规范海外劳务输出市场过程中，有关方面应改变以往“重钱轻人”的思路，将工作重点放在切实保障外劳利益上，从而确保外劳劳有所得，把出国务工的风险降到最小。

　　许多外劳遭遇的是所谓“集体风险”，遭遇的是整个项目“覆巢无完卵”的拖累，这就需要有关企业在探寻海外开拓机会时，不能只看机会，不看风险。而有关部门、机构也应切实发挥应有作用，认真搜集相关资讯，切实为中资企业提供信息帮助，并对中国外劳给予必要关怀；事件发生后，更应本着“同胞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为遇到困难的中国外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