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海外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中国人,无论他们现在的国籍是哪里,无论他们从事着何种职业,无论他们身处哪个大洲,他们每时每刻都以自己的黄皮肤感受着独特的温度。
事实上,他们感受到的温度,就是世界对“中国”这两个字的温度。
1949-1979:“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外交官就是鸭子,对国家地位是最敏感的。”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出头的吴建民刚刚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这位后来的中国驻法大使,第一次申请赴法签证时被拒签了。
甚至,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塞内加尔参加“西非学生总会代表大会”时,也被扣留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长达48小时,最后被遣返。“他们认为我们是来煽动造反的,是危险分子。”吴建民对本报记者说。
彼时,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新中国同时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冷遇。直到“亚非拉第三世界弟兄”令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世界”才终于开始敞开面对“中国”这两个字。
胜利的喜悦提前了一年———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和毛泽东会面时原本“乐观”估计,要到1972年的27届联大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三十余人的中国代表团匆忙组建,在一个月内就飞往纽约。
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吴妙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他们抵达纽约后,所住宾馆的服务员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但你们看起来都很善良。”“那时的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孔子,有古董,饮食不错,有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女人缠小脚、男人穿马褂上。”吴妙发说,“但他们还知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文化大革命让父子成仇、教授自杀。”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会议上批“美帝”,更批“苏修”,演讲往往非常叫座。工作之余,外交官们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散步时,人们总要向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人亲切问候,“嗨,在纽约过得还愉快吗?”那几年,代表团收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各地的信件,有人 “策反”,希望“中国代表团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说“中国很大很可爱”;还有人在信封里夹带几十美元,说:“知道你们比较穷,所以送你们一些钱,希望你们过个愉快的周末吧。”
不过那时,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日趋冰冻。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秘李同成对本报记者说,1975年他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时,使馆曾经试图组织一场宴会,向那些为使馆服务的“工人阶级朋友们”表示感谢,包括暖气工、水电工等等。
使馆准备了六十多人的丰盛食物,但最终,已经接受请柬的客人们无一前来,原因是他们接到了“上面的”命令。“其实我们私下还是挺友好的,不谈政治。”李同成说,“当然,也能感觉到,他们觉得我们弄文化大革命简直是胡来。”
1971年之前,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64个,而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时,建交的国家数达到了11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