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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网消息：香港《大公报》3月8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香港，由于有国际社群的存在，各社群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不同语言的“国际学校”便应运而生，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甚至与香港差不多同文同种的新加坡，亦设有自己的“国际学校”。那么同样地，在华人聚居的国家，这类“国际学校”又有没有出路呢？
文章摘录如下：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教育本土化是个趋势，泰国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始于五十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则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其它一些国家，由于政治变化，甚至将华文学校国有化。在这种情势下，华文教育又是如何生存的呢？生存的方法是有的，否则众多的华文学校又如何能在恶劣的情势下，甚至在绝望的环境中生存。方法其实相当巧妙，也极之复杂。
“私家补习”成固定模式
其一是“私家补习”引起的转变。私家补习成为固定的学习模式后，华文课程在正统学校中便不能再合法地生存，私家补习因而采用非正统的形式继续进行。但仅限于在中产或以上的家庭进行，低下阶层可以传授的只是方言。在曼谷，潮州话就是这样变成第二语言，其次是广州话、客家话。笔者曾到过一位军人的家里，发现其家中仍供奉祖先，交谈用潮州话，甚至仍然保留中国姓名。
在泰国，华文并没有没落。最佳的证明是，直至今天，泰国仍有十份华文报纸，其中《世界日报》与《星暹日报》销路且甚佳。泰国前几任的总理，不是潮州人就是客家人，现任总理是客家人；曼谷的前任与现任市长都是潮州人，且私下保留中国姓名。竞选时亦有华文海报出现，在耀华力路一带的唐人街，到处都是华文招牌。在泰国仍见到不少华文学校的招牌，主要在一些偏远地区。譬如在极南，与马来西亚接壤的边城勿洞，便有一所颇具规模的中华中学；又譬如在极北，清菜府靠近缅甸的美斯乐乡，也有一间兴华中学。兴华中学的许多教师都是泰华留台的侨生，最近且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教师。离美斯乐乡不到十公里，是过去缅甸毒品大王坤沙的根据地。坤沙有华人血统，鼓励推行华文教育，因而有了大同中学。坤沙虽死，今天华文中学仍存。此外，在中缅边境、三不管地带，仍保留若干华文学校。今日泰北清迈与中国昆明通航，更有利于两地交流，甚至中国文化的南传。
争取边缘性生存空间
其二是“二奶”命运使然。战后初期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高峰期，华文学校比英文学校多，但到了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宣告自治，华文学校已略少于英文学校。到了一九六五年独立以后，英语变成了工作语言，甚至是官方用语。为了出路，家长纷纷送子女入读英校。到了今天，所谓华文中学，只是有较多华文课程的中学，其第一语言仍是英语，华文变成次要。
在马来西亚，情况并不比新加坡好多少，因为从小学开始，马来文是第一语言，英语第二，华文再次。步入中学，情况更不理想，华文课程的授课时间根本不足。由于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英语仍是国际语言，华文作为“二奶”的地位已经肯定。不过，这种“地位”，有好过没有，只要仍然是“二奶”，便仍有边缘性的生存空间。
其三是偷龙转凤方式的促成。边缘性的生存空间以外，有时又多了“巧合与策略”。这就视乎“东南亚式”政客的“德性”，那就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是有放过没杀错。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泰国的秉将军当上总理以后，以后的总理，不论是军人抑或是文人，都有华人血统，甚至是纯粹的华人，他们不再压制华文教育。但碍于法例，华文教育仍未登上“正室”的地位。
在此转接的阶段，曼谷的英语大学易三仓大学的校长马丁修士想开办华文系。其时笔者作为顾问，向校长进言，可先开办商业华文系。加上商业二字，便能避过法律的追查了。事缘曼谷已有十多万台商，华文人才不够，华文在商业上变得极为重要。此例一开，华文教育便进军大学层面了。又过了不久，有些大学甚至公然开办华文系，华文教育由最上层复活，延至中学，下达小学，可说是一个奇迹。到了九十年代，曼谷出现了一间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崇圣大学，有泰皇的御准。今天，泰国的许多学校，诸如曼谷的培英学校，华文课程已变为主体，不用再“挂羊头卖狗肉”了。
开办华人的“国际学校”
其四是独立中学的因素。在马来西亚，由于法例的限制，大部分华文中学的华文课程都处于次要位置，要成为“正室”，就要另立门户，那就要有充足的捐款、充分的学生数目。来自华商的捐款是充足的，便有“独立中学”的成立，华文与英语课程便能成为主体。加上马来文，便成为三语并用的格局。今天，独立中学已超过六十间，且成绩优异，兼可投考外国的大学。这样看，独立中学日后作主流发展势在必然。
其五是“国际学校”的形式所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台商数目在曼谷逐渐增加，逐渐形成一个社群，需要另设学校，方便子女修读华文，因而出现了首间“华文国际学校”。这类“华文国际学校”也可在其它大城市开办，特别在一些并无华文学校的地方。这个方式，可使华文教育合法化之余，更加普及化。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校”，数目特多的华人，为何不可有“国际学校”，以祖国的语言授课？ (黄康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