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收到了远在英伦的几位留学生朋友的电话问候，知道了不少他们的近况。言谈话语之间，他们有一种与往年不太一样的，但并不踏实的情绪。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公司裁员，小公司倒闭——某某人被公司辞退了，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某某人换了工作，由公司转回了学校；某某人已经签了约，准备回国工作。看来留在英国工作，并非易事。但在林林总总的消息中。最使我震惊的，还是彭先生去世的消息。

　　在我认识的留学人员中，彭先生是位长者。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公派留学生。那时，国家每年派出几百人到英国留学，大部分是进修生或访问学者，少数人读研究生课程(主要是博士学位)。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一样，陷入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长的经济衰退期，就业十分困难。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要想留下来工作，差不多都只能从事博士后研究，有的一干就是十年。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为了摆脱困境，英国把高新科技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推进。高新科技公司、企业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全国出现了几个类似美国“硅谷”的高新科技开发区。其中之一是“M4高科技走廊”，也就是从伦敦向南，沿着M4高速公路，直到海滨城市布里斯特，由一批中小城市连缀而成的高新科技主业聚集区。我国留学人员，特别是那些做了多年博士后研究的学者，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较多地进入高新科技产业工作。据统计，1994年，在英国企业、公司中工作的我留学人员仅有50多人，到了1998年，已有约1000人，5年增加了20倍。M4高科技走廊上的每一个城镇里都有不少中国留学人员。进入公司工作以后，职位比做博士后研究稳定，有的人还做到了企业的中层，收入也高些，福利待遇也更好。他们普遍购置房产，从长安排生活。一改做博士后时的不安心态。这里要顺便说一句的是，所谓“博士后”，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导师雇佣的廉价劳动力。能不能被聘做博士后，全要看导师是不是有研究项目，有项目就有钱，就可以聘用博士后。项目结束了，或导师调动工作了，或与导师关系搞坏了，种种原因，随时随地都有被“炒鱿鱼”的可能。因此，做博士后的都有一种朝产保夕，有今年没明年的感觉。

　　彭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从博士后来到“M4高科技走廊”的中国留学人员。

　　第一次见到彭先生是在使馆的留学生招待所——“51号兵站”。当时，彭先生还在英国中部一所大学做博士后。他古道热肠，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子，来看望随一个国内考察团来访的他的亲戚。我正好接待这个考察团，因为我是使馆工作人员，他的亲戚便把我介绍给彭先生，并嘱咐我关照他，说他太老实。握手，寒暄，他话不多，似乎一直低着头，除了朴实，没有给我留下更多的印象，但由此就挂上了钩。为了办理延长护照等手续，电话联系过几次，公事公办，也没有深谈。

　　不象有的留学生，要办的事情虽然不大，总愿意以此为由聊聊近况，谈谈感观，拿着电话不愿意放。我也乐得在电话里与他们聊天，可以了解到很多情况。一次生，两次熟，几次电话聊下来就成了朋友。这样的“电话朋友”，有的直到我离任也曾见过一面，还是在电话中告的别。彭先生不是这样的人，电话中话也不多，几件事办下来，仍然只是认识而已，并无深交。

　　第二次见到彭先生，是在一个大学学联举办的春节联欢活动中。和平常一样，学联租借大学的一间活动室，桌子靠墙，椅子一排排摆在中间，大家随意坐下来。前面留出一块地方作为讲台兼舞台，组织者先是讲讲学联的工作，接着演节目。节目一般先是小孩子们表演弹钢琴、拉小提琴、背唐诗等，然后是大人们的节目，主要是唱卡拉OK，有时也跳跳舞，虽然场子小，形式也过于简单，但经过精心准备，而且是熟歌乡曲，听起来格外亲切，那浓浓的思乡之情很快弥漫在我们中间。

　　彭先生和夫人来了，坐在后排。我穿过人群去与他们打招呼。互致问候之中，知道他已举家迁到离这所大学不远的一个小城，在那里的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奔波多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虽然他仍是低着头，寡言少语的，但眉宇间有了些许笑容。彭太太更为欢快些，邀我去他们的新家玩，一派大好形势的样子。我向他们祝贺，也劝他们有机会回国看看。我知道，他们已经很久没回去过了。

　　转过年来的暑期，我又见过一次彭先生，又是他们夫妇俩，是在送一位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家庭聚会上。因为人多，再加上他们又是提前走，所以也没说几句话。但有一句我记得很清楚，我问他近况如何，他说：“打工仔而已。有合适的机会，我也要回去了。”

　　言语间，他好像有点疲劳。彭先生说的是实情，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上的差距，再加上对外国公司的管理体系、人员关系了解不够，我们的留学人员在外国公司中往往是实际干活多，出头露面少，表现机会少，提升慢，在事业上独当一面，大显身手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大部分人只能是寄人篱下，做高级打工仔。匆忙中，我只是说了一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一定尽力。但谁能想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一年多以后，我离任回国时，曾几次打电话想与他告别，但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是回国探亲了，还是出去旅游了，因为当时正是圣诞节前夕。

　　回国几年，没有听到过彭先生的消息，忽然听说他去世了，真是出乎意料。算起来，他也就是五十三四岁，正当年，怎么就会……

　　电话中，说得十分简单，“是心脏病，在自己家里，突然发作，救护车到时他已经不行了”，“去年八九月，他被公司裁了，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太内向，不爱说话，连跟他夫人都没话，经常一个人开车出去找工作”，“孩子刚上大学，夫人一直赋闲在家，没了工作，出是挺让人焦心的……”

　　一位学有所成的学者，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就这样走了，悠悠万里之行，竟成了他的不归路……(包同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