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儿子读中学一年级时，我被学校邀请去参加年度颁奖典礼。这个典礼不是很有趣，因为它在90分钟里对其它人的孩子进行了不间断的、千篇一律的表扬。

　　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大多数学业奖项都被穿着整洁校服的中印学生拿去了，自豪的父母正在为他们录像。为数不多的几个犹太男孩似乎斩获了一些奖项，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得奖的不多，除了屈指可数的艺术奖项以外。这些男孩穿着破旧的运动夹克懒散地走上台，披头散发，与此同时，他们有教养的父母则溺爱般的鼓着掌。

　　数周后，我被邀请参加这所学校一个限制更加严格的会议。该会议是“凭柬入场”，专门面向那些在公车上花5分钟就草草完成家庭作业、或者屁股上总是长钉子的男孩的父母。

　　带着对不得不早点下班的抱怨，我来到了学校，发现其它母亲看上去全都像我一样不安。她们几乎都是白人中产阶级职场女性，带著为代孩子挨批而停下工作的惊恐的表情。

　　我那天晚上了解到的事情(除了我儿子需要更加专心这件事以外)就是：在这所内伦敦的精英学校里，父母都是上班族的、富裕的白人男孩正在变成新的下层阶级。当时，这并未让我感到过度烦恼。亚洲孩子理应比我儿子表现好，因为他们更加努力。我不在意地断定，这是文化问题。他们的父母对孩子的鞭策比我厉害。并且，如果像我儿子这类孩子因此拿不到奖，而且有时会因为懒惰而挨骂，这真的不算什么事，因为至少他们看上去非常的快乐。

　　这种想法在过去两年一直安慰着我，但上周它突然被推翻了。上周一，TheChildren' sSociety发表了一份基于对3.5万名英国人所做采访的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像我儿子这类孩子可能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快乐。

　　该报告称，英国孩子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他们自私的父母过于忙著追求自己的成功。成年人追求个人成就的文化使得许多孩子都没有上一代或上两代孩子快乐了。

　　上周，该报告在英国媒体中掀起了一场风暴——正如人们可能已经预料到的那样。社会保守派们一致欢呼：我们应该把时钟调回到上世纪50年代，人人生活在小家庭中，妇女们烤着蛋糕，人人都感到快乐。而与此同时，社会自由派们则勃然大怒——数码女专栏作家抗议称，我们的孩子是快乐的(我的老论调)，并且试图撕碎这份报告，不再听这类她们称为说教式的胡扯。

　　尽管我和她们一样不喜欢那个结论，我却无法轻而易举地把它从脑海中赶走。通常，我试图对那些谴责上班族母亲的言论视而不见，因为内疚既让人感到不安又带来不了什么帮助。但是这次，该报告中有一个词留在了我的脑海里，而且挥之不去。那个词就是“自私”。

　　尽管或许听上去很奇怪，但我从来没有觉得工作是自私的。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赚钱，是因为工作既紧张又刺激，而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偷偷跑去修指甲而不烤鱼条是自私的，但在计算机上努力工作则不是。

　　但接着我想到了那些穿著莎丽(Sari，南亚妇女的一种服装：译者注)、为他们获奖的儿子录像的母亲。她们的志向不在她们自己身上，而是在她们的孩子身上。(这种压力很有可能会带来其自身的问题，但那是另一个话题。)相比之下，在挨批之夜表情惊恐的母亲们却满脑子想着她们自己的工作和烦心事，以至于她们孩子不可救药的成绩只是另一件她们必须要应对的烦心事。

　　认识到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让我充满内疚感。不过，这份始于上周一的内疚感却让我心情气爽：就像在那天早上办公室窗外屋顶上那层厚厚的积雪里打了一个滚。

　　一位高管朋友在读了上述研究后触动很大，以至于她抓起自己的日志，为陪伴孩子划出了更多的时间，这些时间原本她会用在勤奋的收发邮件上。第二天晚上，她本来要去参加一个研讨会——那原本是她表现自己出色才智并因此受到赞美的另一个机会。然而，她并没去参加研讨会，而是带著8岁大的女儿去公共泳池上每周一次的游泳课；她站在髒乱不堪的更衣室内，用梳子梳着女儿湿漉漉、乱蓬蓬的头发。

　　我既没有去公共泳池也没抓起我的日志，我也未必要求你那么做。我并不打算停止工作而开始烤面包。生活一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艰难的妥协，但这份报告已经稍稍改变了我的思考方式，或许还会略微改变我的行为方式，尽管试验已经证明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本著这种精神，我打算不再乐呵呵的鼓捣这个专栏。我要去做一些难度更大、回报更少的事情：找到我儿子，看看是否可以威逼利诱，让他去学avoir和괲e的过去时。(摘自《澳洲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