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腔十八调”

　　秧歌戏虽是京西山乡的民间小戏种,但历史悠久绵长,唱腔雄浑厚重，本地的方音俚语和生活习俗的融入使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明清俗曲和地方曲调、语言融合的风格代表。秧歌戏是声腔式戏曲，其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之说，此非确数，极言其多，主要有：水胡、娃娃、头行板子、哭糜子、还魂片子、大清阳子、二清阳子、甩炮、秃爪龙、桂枝香、山坡羊、莲花落、二板起腔等等。

　　秧歌戏里唱得最多的两种调子是“水胡”腔和“娃娃”腔，分为男水胡、女水胡和男娃娃、女娃娃。同样分为男女腔调的还有头行板子、哭糜子和还魂片子，各分男女，韵律有所不同。有些调式因为通常男腔唱的多，女腔就慢慢被忘记了，如大清阳子、二清阳子、甩炮、秃爪龙、桂枝香、山坡羊，多为男唱；通常为女唱的有莲花落和二板起腔。这些调式的特点和作用各不相同，例如二板起腔只有一句，用于一段唱词的开头，起引入、过渡的作用；而哭糜子调多用于唱悲腔时，还魂片子多用于人物临死之前的独白。

　　尽管是山野村戏，在角色行当、动作表演、剧情结构、人物性格、语言特色方面，却并不逊色。秧歌戏的角色行当和京剧类似，分为生、旦、净、末、丑，生下又分老生、小生、武生等，旦下又分老旦、小旦、武旦等，行当周全。人物的服饰、行头、脸谱也与京剧大致相同，个别角色如徐延昭、包拯的脸谱则在细节上略有分别。

　　79岁的老艺人陈文良告诉我，他就是从小和村里老人学唱，初次登台时才十一二岁，演的是《卖水》中的孙济皋之侄；学会的剧目渐渐多了以后，他主要以唱青衣为主，一直演了50多年的青衣。而团长陈永禄先生既唱小生，又唱花脸，这种一人客串多个角色的情况非常多，一般演员都能通晓几种行当，并可相互替补。

　　起源之谜

　　秧歌戏的起源是一个谜。我向老艺人们询问的时候，他们却连连摆手，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老辈人口里传下来的，如今年代已远，无人能详。所有的剧目、唱词也都是代代口传，没有剧本，故唱词、调式等亦无法确认，关于它的起源也尚未发现可考的文字依据。据《门头沟区志》，“柏峪村秧歌戏，始于明代中叶，由河北省易州传入。”“它(指柏峪秧歌戏)始于明代，是由河北省易州(县)传入本村，至少在200年前就已十分成熟。并经长期的演化与发展同当地语音、民歌、小调融汇结合，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目前普遍认为柏峪秧歌戏起于明代中叶，有可能是受江西“弋阳腔”影响下而产生的“高腔”。高腔自明代开始流传各地，并与各地声腔结合形成不同流派。同时，我也听老艺人陈文增、陈永禄讲起：从柏峪村沿山路向上走不远的黄草梁长城遗址中有一个关口，名为天津关，明朝时有官兵把守，秧歌戏可能是当时由这些守关军户传入柏峪村的。

　　几百年来，秧歌戏的流传并非世袭，也不像正规的江湖戏班要拜师学艺，而是有兴趣者即可参加，在茶余饭后、田间地头，会唱戏的老人们往往会唱上几段，有兴趣者即可请教，慢慢学的多了，就可以加强训练参加演出，因此艺人们都是靠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学习，没有固定师傅。但这其中也有“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严格规定。这也正是为何秧歌戏只在柏峪村独有，而没有流传到其他村落的原因。

　　香火难续

　　柏峪秧歌戏剧团有五六十人的大规模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然而，十年“文革”之后，乡间戏班元气大伤，演技普遍下降，村民们以俗谚谓之“子弟传子弟，越传越不济”。曾经名声大噪的戏班如今只剩下5位老艺人，最年轻的也64岁了。截至2006年11月，剧团有编制演员30人，平均年龄是50多岁，除了5位老艺人，其他都是才学戏不久，唱腔尚拿捏不准。而演出次数则从以往的逢年过节都唱减少到只有过年才唱。后继无人的局面令人扼腕叹息，却无能为力。由于秧歌戏的口头传承特点和老艺人的相继辞世，使得秧歌戏的抢救工作迫在眉睫。患有眼疾的老团长只能以记录剧本的方式进行力所能及的挽救，“现在就是要抢时间，多整理一些资料，总要传下去呀！”

　　谈起秧歌戏的未来，老艺人们都持悲观的态度，“用不了几年就要没了。”究其原因，老艺人们不约而同地谈道：一方面是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一方面是农村人员的外流。从前“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老规矩早就变通了，只要有人想学，老艺人们都倾囊传授，可是愿意投入到戏中的年轻人却寥寥无几了。柏峪秧歌戏前景堪忧。

　　秧歌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京西山村里扎根了几百年，从说不清的传入，到最为辉煌的兴盛时期，再到如今日趋冷清衰微，戏文传唱的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然而，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古老文明的生存土壤在缩减，农村本土文化为城市他者文化让位，是真正使柏峪秧歌戏濒临失传险境的瓶颈。(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