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美联合考古队在胶南考古，初步发现了古代琅琊郡的遗址，面积大约20平方公里，曾是一个繁华的大都会 。而以琅琊郡为中心的古代居民，多是外地移民而来，据考证，现在的居民大部分是明代移民的后代。

　　越王勾践迁都琅琊，随军家属、奴仆、工匠等总数在万人以上

　　秦汉以前，就有越国迁都琅琊的史实。《越绝书》、《吴越春秋》、《水经注》等古籍多有记载。越王勾践迁都琅琊，随军家属 、奴仆 、工匠等总数在万人以上。筑琅琊台、修军港、建兵营 、起宫殿，将琅琊建成春秋时期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之一。越王迁都到琅琊后，带来的大量移民和军队就安排在琅琊城附近。在琅琊镇甸王家村西北二华里的高坡上，有七座大小土丘，相传为越王冢。《诸城县志》载“(琅琊)城西北于家老岭多古墓，相传为越王冢”。越国人在此居住生活、繁衍后代，带来了南方江浙一带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耕种方法、工艺技术等。推进了古琅琊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秦以后，作为秦之东方大港和航运中心，琅琊成为秦始皇东巡的主要目的地及徐福东渡日本的起航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11年间，先后5次出巡，3次到了琅琊。其中，始皇帝二十八年到琅琊居住三个月，迁徙3万户居民到琅琊台下，并免除徭役12年，修筑琅琊台。以每户5口人计，3万户就是15万人。

　　元明时期，倭寇 、灾害等原因使人口锐减

　　公元前70年(即西汉末年)，琅琊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和大的饥荒。随后这一带地区人口稀少，琅琊郡府都先后东迁，后迁至临沂，琅琊不再是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汉隋时期，因为滨海卤泽密布，成为山东最大的产盐区。唐至北宋，海运兴隆，境内港口既是来往高丽的要地，又是运粮重要口岸。人口日渐兴隆。这一时期发生了不同规模的人口迁移 ，据《胶南县地名志》载：唐末大珠山宅科夏氏迁来。宋末魏姓从云南迁王台镇魏家岛耳河立村。漕汶张氏的先世就是这一时期迁入的，北宋元祐年间自南直隶清河县迁至王台漕汶居住，自明代起渐为显赫门第，自其七世至二十一世，先后出进士4人，贡生39人，举人14人，康生为漕汶张氏之二十四世孙。清代高凤翰《题张氏元佑书屋》诗云：“元佑老屋方百年，屋前松柏高参天。当时缚茅竖土壁，非有殊作留坚完。子孙聚族関人代，前明已隔辽金元。”漕汶张氏兴衰可见一斑。

　　据史书记载，元代战争连绵十余年，蝗虫、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严重，倭寇屡掠沿海，多种灾害使人口锐减，户口耗损严重。当时胶州湾西部沿海地区，倭患迭起，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洗劫一空，沿海居民被迫迁移内陆。胶南市的灵山湾在唐宋时期还是重要的港口，可到了元末就变得人迹罕至，据《灵山卫志·建置序》载“荆棘充塞，树木丛杂，豺狼之所居，狐狸之所嗥，渔夫樵子时或出没其间，不过一二野人耳。”

　　现住人口大部分是明代移民后裔

　　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朱元璋即位后，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大兴屯田。明洪武二年，朝廷开始组织大量移民，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十余次，共向山东、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纵观移民史，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发生在明初，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在青岛西海岸(现胶南市、黄岛区)有半数以上的村庄建于明代，而现住人口大部分是明代后裔。这些移民多数来自安徽、四川、河南、陕西、内蒙古等地。据有关部门统计，在胶南市1000余个行政村中，有278个村从江苏迁来，有 242个村从江西迁来，有4个村从安徽迁来，从四川、河南分别有 3个村迁来，有 2个村从陕西迁来，也有一些村从河南、福建、云南和山东其他州县迁来。

　　移民，这种跨区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起因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缘于不同的社会阶段。有的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人口锐减，或者由于社会变革，战争频繁致使民不聊生，诸多社会因素的风生水起，促使移民成为社会转型或动荡期的产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移民对社会的推进和促动是巨大的：在区域人口迁移 、补充、置换、交流中，带来了文化思想习俗的新变化。同时，移民又推进了生产技术、技能和科学知识的传承和推广，推动了生产力的革新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移民后的土地上，孕育了许多兴旺发达的家族和人杰。（王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