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人对传统文化逐渐恢复了自信，“国学热”持续升温。有学者笑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研究传统文化还是为了给中国近代以来的积弱积贫寻找病根，二十年后的今天，却变成探寻民族复兴的原因了。对此，我们抱以会心的微笑。但是，我们也必须铭记，这种转变是近代以来好多代中国人前赴后继地汲取西方的现代科技和文化进行革命和变革的结果。如果我们反而以今天的繁荣为依据，重新回过头去完全拥抱传统文化，就未免有些复古过头。最近，马智强先生的《语文课的出路：回归传统》一文(《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5日国学版)，就有这种思想倾向。

　　马先生在文中首先对传统教育(即文言教育)与当今语文教育进行了对比，指出了三项不同：一、传统教育重在“传道”,现代语文教育重在“传器”；二、传统教育中学生是课堂的主人，主要功课是朗读和背诵，教学和学习都很轻松，教学效果明显，而语文教育中老师充当主角，学生充当配角，学生负担重，教学效果差；三、传统教育在科举考试的驱动下引导学生钻研文化，语文教育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表达能力考核。而这些差异导致的结果是，传统教育下的受教者语文功底扎实，而语文教育的受教者则十数年后“大多数不过关”。据马先生的意见，传统文化缺位的语文教育甚至对留学生中的精英留居异域“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当然，目前的语文教育的确并非完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从前对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有过激之处。现在教育界和学界都在进行相关的反思和改革。但是，马先生对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溢美之词，尤其是认为现行语文教育和考试制度还不如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度的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认同和接受的。首先，传统教育所传之“道”，与我们现代社会所提倡的“道”完全不同。古代典籍里所承载的曾经在两千多年里占主流地位的传统价值观，如孝道，的确有值得我们汲取的地方。但是，这种传统价值观里面，也有专制，有愚忠愚孝，有男女不平等，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可能照单全收。而且，今天的教育各科分工不同，“传道”是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任务，我们不能脱离了整个教育体系，去攻击某一门课的教学内容不完备，马先生的说法，未免对语文教学求全责备。

　　其次，马先生对传统教育中的死记硬背的传统似乎过于美化，我们只要约略翻翻“五四”时期的学者和作家对童年学习生活的痛苦回忆，就可以知道，马先生“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轻松”的说法，实在有些隔岸观火的嫌疑。的确，现在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认真面对。但是，责任不能完全归于语文教育。我们的孩子所学习的不仅仅是语文，还有英语，计算机，数学……如果恢复传统教育，恐怕只能使负担更重，这是任何人也轻松不起来的。

　　第三，马先生必须明白，科举制度驱动下的传统教育并没有引导学生钻研文化，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所写的八股文，更不是文化考试。科举考试的主要目标是选拔国家管理人员，约摸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相应地，传统教育培养的是会写公文的官员。而今天的社会分工细化，学生以后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中学教育后也还有大学的专业教育，既然如此，语文教育偏重于培养表达能力，是无可非议的。至于说现在学生语文学习的效果不如传统教育下的效果好，不知道马先生是依照什么样的标准做出的判断，现在青少年出书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不是说明了白话文好学易记呢？汉字同音词多，掌握困难，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作为教师，不能老是拿着孩子“性福”“泪屎”一类的错误津津乐道。即使是传统教育下的孩子，就真的全部学得好吗？敝乡至今还流传着某某人读私塾三年不识“丁”字的笑谈，又要作何解释？何况，今天孩子们学习的内容是古代教育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用在语言学习上的时间自然少得多。至于留学生中精英人士学成滞留海外，就像最近有报道说今年下半年有五万留学人员归国就业以躲避金融危机一样，是他们个人生活追求的自由，恐怕与是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关系不大。(王培峰，工作于陕西省商洛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