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论述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唐代中后期东南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支持唐中央政权存亡的重要力量；二是运河作为从东南向长安运输物资的主要途径起着重要作用，它的畅通和断绝亦关系唐政权的存亡。陈寅恪论述的主要是唐王朝中后期，实质上唐的灭亡及五代诸政权的继替也是如此。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运河自唐末溃决为淤泽后，便淤塞而不宜于航运。一向靠运河把军事政治中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联系起来而发荣滋长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92页)宋王朝在建立过程中，就决定以汴州为都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汴州(今开封)在运河旁边。整个北宋，甚至上溯至隋唐两代，都是依靠运河为链条，将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与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联系在一起的。江淮地区以粮食为主的物资、赋税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地区，保证了西北地区政治中心对于财富的需要，因而也就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唐宋政权与大运河畅通与否的关系如此，其后，元明清大一统政权的兴替与大运河畅通与否的关系也复如此。

　　元朝定都北京，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卷九十三)，因而对大运河的依赖就更为关键。元初，运河因年久失修，全线无法贯通，元政府起初想通过海上运输解决问题，但实践证明，海运风险很大，因而，元政府决心疏通运河，并且废弃原来的运河，开修会通河，会通河开通后基本取直了原来自洛阳南到杭州、北到涿州的大运河，航程缩短上千里。正是大运河的修通，保证了元朝统治集团所仰赖于江南的物资粮食的供应。元代末年，南方群雄并起，截断了运河经济对元政权的支持，迫使蒙古族统治集团放弃对中原的统治，退守漠北。明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也一直在北方，但统治者无不重视运河的作用，并且采取许多措施，加强对运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的控制，保证这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大通道的畅通。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从历史上看，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王朝的政治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即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开拓的需求。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心位置，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政治区域。每一代王朝统治者都要凭借运河区域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卓越的人文环境，来驾驭全国。同样，王朝的嬗变与鼎革，也总使运河区域的武力争夺和战争角逐最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说，谁拥有了运河地区，谁就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统治，从而控驭全国。总之，运河自开通以后，其主要功能与政治统治就发生了密切关系，许多情况下直接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甚至更替。

　　运河促进了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内陆交通，加速了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也变得快捷，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大运河流域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运河开通后，全国各地、各个时期都有大量文人骚客与运河结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因为大运河连通了几个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所以不同时代的文人学士都与大运河结下了不同程度的情缘，写下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文字，同时，各个朝代也都有人为发挥运河的功能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也多数形诸文字。这些与运河具有密切关系的文字本身即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运河文化最直接最基本的史料，又是我们探索运河文化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的最主要的内容。其二，运河流域的文化教育因运河的开通而昌盛发达。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交通的便利是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重要条件。大运河的开通对运河流域也发挥了这方面的影响。例如自元代会通河开通，山东聊城便成为运河流域的北方重镇，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聊城地区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状元17人，其中隶属东昌府州县籍者有进士290人、状元3人。其三，各种民间信仰、秘密社会、会党、传教士也利用运河交通之便，沿途传播。仅以明清冀鲁豫边区为例，由于各种会党、传教士、秘密社会荟聚，形成社会信仰和习俗变化，致使民变迭起，教案丛生。

　　综上所述，中国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营造了新的环境与条件，加强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助推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马亮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