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心目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有谁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呢？然而，真实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传统的《三字经》总字数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无非三百来句。但是，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紧接下去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数，也许马上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随口诵出接下来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的人，大概就寥寥无几了。同时，我们心里却都明了：这只不过是《三字经》的一个零头罢了。也就难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就竟然连引用《三字经》都引用错了。这只有用自以为烂熟于胸后的掉以轻心来解释。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么一个事实：《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说“熟悉”，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众多的儿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认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挂在嘴边。歌剧《刘三姐》中有一个场景：一群方巾学士结队来和刘三姐斗歌，摇头晃脑，引经据典，诗云子曰。显然没有受过儒家教育的刘三姐面对这群不知稼穑的膏粱纨绔，俏皮而尖刻地直斥“饿死你个‘人之初’！”正是一个好例。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讲。就算在传统中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但是，倘若就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就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证据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了。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被誉为“资料翔实，自成系统，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有较大的影响”，是“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这些评价，都是陈书当之无愧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传统中国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即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待。《三字经》甫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年底，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更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