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汉字简化运动从1909年陆费逵提出《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算起，也有100年了；并且导致“文化中国”出现了繁体字和简体字并存的局面。现在的问题是，简体字正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走出国门，国内恢复繁体字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主张使用繁体字的人把简体字说得一文不值，主张使用简体字的人则把繁体字骂个狗血喷头。但在笔者看来，繁体字和简体字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应该并列为中国的“国字”。

　　汉字简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繁体字难认、难读、难写，所以造成中国人不识字、没文化。实际上，识字水平和文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提高有很大关系，和字体难易程度的关系不是很大。18世纪之前，中国人的识字率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维持在5%左右，这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相对富裕，也得益于中国人“耕读传家”的教育传统。相反，中世纪欧洲的乡村，除了牧师之外就再也没有几个识字的人。目前，台港澳同胞也使用繁体字，不见得他们就比使用简体字的大陆同胞没文化。

　　另外一个问题是，文字固然是一种工具，但它也有自己的生命力，有其特定的、具体的含义。简化汉字存在着不少问题，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诚如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所说：“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能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不了解繁体字的人，可能对这一点体会不深，笔者在此可举一个例子。“亡”、“无”、“无”三个字，在古代都读“无”(“亡”也可读“王”)，但各自的含义不同：有变成没有，为“亡”；本来就没有，为“无”；若有若无、若实若虚为“无”。如今，简体字把三个字通混为“无”字，难免会丢失经典文本的特定语境。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无，奇字，无也。通于元者，虚无道也。王育说：‘天屈西北为无。’”也就是说，“无”字有两种解释：一是“元”字左撇上通成“无”，一是“天”字右捺弯曲成“无”，亦即古人常说的“天倾西北，地陷东南”。须知，“元”和“天”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甚至是价值信仰，比如《周易》里面说“元亨利贞”而百姓常及“元始天尊”，儒家说“天道”而道家倡“无为”，等等。但是，在简体字中，“无”成了没有和虚无，很难再表述上及的文化内涵。

　　我们原先有“国语”即汉语普通话的观念，今后也应树立“国字”即汉字的观念。但是，“国字”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即繁体字和简体字。繁体字代表着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个长历史的大传统；简体字代表着近百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个短历史的小传统。对于这两种“国字”，我们都要爱护和珍惜，不能非此即彼、厚此薄彼，更不能说主张恢复繁体字就要废除简体字，反之亦然。

　　既然有两种“国字”，就难免会发生争论甚至是冲突。一个比较稳妥的解决办法，就是暂时实行“繁简并用”的“双轨制”。实际上，大陆一直都在使用“双轨制”，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绝大多数都是用繁体字排版印刷。再比如，为了照顾使用繁体字的特定的地区和人群，人民网、中国网等官方网站，一直就设有“繁体字”版。今后可考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语文教材的各文本原是繁体字的则繁体之，原是简体字的则简体之，使大中小学生至少能做到“识繁用简”。个人以为，现在对一些商标、招牌、广告、出版物等使用繁体字控制太严，不利于“双轨制”的实行。

　　从长远来看，两种“国字”长期并存不太可能，但结局肯定不会是要么繁体字取胜，要么简体字占优，而是各有取舍，具体则由民众和历史来选择和检验。(王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