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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不久前刊登了对中美两学者李希光和刘康的访谈《打破达赖喇嘛的语言圈套》。两学者从语言的视角，分析了达赖通过“China”这个英文字来达到其政治宣传效果，并提出了我们的相应对策。文章中认为“从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看，更贴切的‘中国’英文翻译应该为“Zhongguo”。笔者对此有自己的一点看法。

　　对于“China”的辞源，一般认为以下两种情况的较多：China一词是来自梵文“秦” 的译音，比如罗马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 在 1655 年提出 China是秦国的“秦”的译音；还有的认为来自陶瓷 (china)，(陶瓷china的辞源又来自景德镇的古地名“昌南”)。不管是哪一种，China均演化成为一个指代全中国，而且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代表主权的地理名词。中华56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代相融相生，如果以民族划分地理方位，不符合事实情况。《打破达赖喇嘛的语言圈套》文章认为，“对西方传媒来讲，Chinese一词指‘汉族’”；西方对“其中的误读意义深远”；“China在西方的语言中更多的是欧洲对China的虚构和幻想”。在相当多的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中，对于China和Chinese，有多少比例的西方人认为是汉族呢？这种比例是否达到要把China换为Zhongguo呢？如果换为Zhongguo，会不会造成新的概念混乱呢？

　　如果是因为对于中国不了解，一部分人在达赖的言传中把China理解成为和西藏的对立，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我们对外传播的不足。解决的方法应该是加大传播和说明汉藏民族在“一个China”的范围内共融共生，世代相处的历史与现在的事实，以及我们的思想与理念。当然传播的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可以直接证据讲述事实真相，也可以寻求符合传播受众思维，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担心别人不能理解或者不好理解，不念历史和现实而想进行改头换面的不止一个。比如因为龙的形象中西方不同，“Dragon”在西方的固有形象，往往会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而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所以有人提议不再以龙作中国形象标志，避免西方误解。还有近来一政协委员在北京接受日本侨报社记者的采访时建议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原因是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并有利于两岸统一。作为传播中国文化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的影视，也不乏类似情形。比如电影《赤壁》中，导演担心西方观众难以理解，把华容道上“捉放曹”篡改为关羽跟曹操没有什么关系，由周瑜来放。对外翻译中类似这种改头换面的情况更多，比如中译外时一味强调通顺地道，中国文化在国外隐身、流失相当严重。比如有的译者认为，英语nun必须译为“嬷嬷”，不能译为“尼姑”，原因是文化内涵不一，但是转问其“尼姑”应该翻译成什么，他说应译为“nun”。中译外归化，外译中异化，翻译策略采用双重标准。

　　为了应对“藏独”和达赖的游说胡言，我们若把China改译为Zhongguo，那么如果面对“台独”的“一中一台”，那么Zhongguo又将改为什么呢？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约定俗成的，包含了中国整个主权的地方。面对达赖的游说，我们不能被对方绕在里面，让其牵着鼻子走。外国人觉得西方的“dragon”确实是很凶恶的，但是我们需要去跟他们解释中国龙的不同。现实证明，经过多年的交流，现在许多外国人都了解了中国龙是吉祥的意思。改善中日关系，增进两岸交流，是不是必须以简体字的废除为代价？这种方式是否必要？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全世界的许多华人供奉关公，西方人不明白这点，其实供奉关公就是看重一个“义”字。关羽放曹操也许能给外国人一种价值观念上的震撼，也是展现中国人看重的一种价值取向的机会。若干年后，观众也许会忘记这部影片的名字，但是其中的这个情节也许会刻在他们的心中，这就是这部影片的灵魂。还有以上讲的中外互译，策略不对等，中译外为什么要抹杀中国文化，换取译者想象中所谓的外国人易于理解呢？中国人善于拿来并善于接受，难道外国人的理解能力就那么差吗？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慎言”、“慎行”，不善于也不好意思去展现自己。对外交流时现实使命感和本土意识不强，有时甚至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而倾斜自己的价值观，缺乏软实力建构应有的立场和警惕性。比如对外文学翻译，选材中缺乏优秀的中国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表述，翻译时缺乏应有的“核心价值”的指导，过多强调语言通顺、地道，翻译于是成了简单的语言转换和文化的归化迎合，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时隐身、流失、变形，失去了中国文化蕴涵的特色。(魏耀川，作者是上海金融学院外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