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园里，今年72岁的杨威生教授感叹：“改革开放给予我们机会，我们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美国的3年改变了我的一生。”

　　24小时学英语的日子

　　杨威生祖籍浙江义乌，1937年生于杭州，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1978年放暑假后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他去参加一个英文考试，考过了就能去美国。杨威生上大学学的是俄文，英文程度有限，靠平时积累的一些学术词汇，阅读英文尚可，听说能力就差多了。但他仍然取得了考试及格的好成绩，成为首批赴美访问学者之一。

　　结束了在北京的一个月英语培训，杨威生与北大物理系另一位老师戴远东一起，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美国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这里执教，他热情地接待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们。“记得头一次参加记者招待会，只能一知半解地听懂一点，结结巴巴地说一两句。”

　　“刚去的时候，我只敢坐在办公室里，早上起来除了会说‘Good morning’外，基本上什么都不会。”杨威生感慨万分。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在头一年里，杨威生一刻也不敢松劲，学英语是首要任务。“方法就是听广播，听广播比看电视效率要高得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在工作，杨威生身边一定放着一台收音机，几乎24小时都在收听新闻。“刚开始的时候，听收音机里报新闻，换了一条消息我都不知道。”杨威生笑着回忆说，白天听、晚上听，睡醒了发现耳边的收音机仍然在响……此外，一有时间杨威生就钻进图书馆看英文报纸。当时美国已经有不少中文报纸了，杨威生“没敢花一点时间看中文的”。

　　一年下来，杨威生的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不仅如此，因为天天听广播，连身边的“老外”都觉得他消息很灵通。无论是实验室里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博士后，还是指导教授，人们渐渐注意到了这个孜孜不倦学习的中国学者。

　　在美国的生活至今难忘

　　第一次走出国门，什么都新鲜，很多事情现在的人都不可想象。1978年，因为中美没有通航，坐飞机去美国经停巴黎，杨威生回忆：“在巴黎机场上洗手间，进去一看，啊！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洗手间。现在想想，要不是改革开放，我们怎么会有出国的机会？”

　　在美国学习，国家每月发给每人400多美元生活费，相比当时国内五六十元人民币的月收入，这已是很大一笔钱，但在美国却是很紧的。“在美国的这段期间大家极为节省，花钱买一瓶可口可乐都是奢侈的事。平常就是买大白菜、鸡翅等最便宜的食品在宿舍自己做，从不舍得去学校餐厅，一个月只花几十美元吃饭是很正常的。”

　　越洋电话很贵，每月写信是杨威生和家里沟通的唯一方式。有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3个月没有收到一封家信，把他急坏了。刚去美国的时候，杨威生的女儿才两岁，有人问她：“你爸爸在哪儿呢？”小姑娘回答说：“我爸爸跟戴远东、华盛顿叔叔在一块呢!”她以为华盛顿是爸爸的同伴，其实杨威生正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培训英语。3年后杨威生回家的时候，女儿5岁了，“她差点不认识我了。”杨威生说。

　　最开心是研究出成果

　　问到在美国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杨威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最高兴是做学问，最开心是研究出成果！”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第一次走进装满先进仪器的实验室，第一次研究出自己的成果，即使是3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杨威生仍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兴奋。“那时候看见整个一个房间的设备，第一反应是懵了，美国的研究条件确实比国内强很多。”只要一有时间接触仪器，杨威生就抓住机会学习使用，没人教时就自己看说明书、自己研究，问题解决时会感到无比畅快。

　　杨威生的动手能力强，他说得益于“文革”时期的经历。他自1959年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下农村、去工厂，耕田、赶牛、上树打核桃、用土高炉炼铁等各种经历都有。他感叹：“这何尝不是对人的一种锻炼？经历了这些困难与艰苦，后来的困难都算不了什么。”

　　转眼两年过去，杨威生严谨认真的学风、敏锐的观察力与对学术的酷爱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指导教授决定聘杨威生为他的研究助理，杨威生因此在美国度过了第三个年头。回国的时候，他用最后一年积攒下的工资购买了一台Apple II型计算机当作礼物带回了北大物理系。此后20多年，杨威生多次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往返于美、法、德、日、荷兰等国家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余篇。按杨威生的话说，赴美学习的3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张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