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在中国被视为决定大多数人一生命运的考试，也是没有背景的普通百姓“鲤鱼跳龙门”的主要跳板。尽管社会的成材渠道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但毕竟自学成为顶尖人才、大字不识成为著名企业家属于少之又少的特例，接受良好的教育，对于“个人成材”非常重要。然而，根据教育部6月2日新闻通报会的发布的消息，今年参加赴高考的考生，比去年大约减少了30万。

　　权威人士似乎认为，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跟适龄人口减少有关”，然而，根据教育部同时提供的数据，实际上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只比去年减少了15万，因此，个人认为这不是主因。还有舆论认为报考人数少是由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所造成，但是，如果看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整体就业，情况更为糟糕，尤其占据大多数的农村高中毕业生，肯定不愿意追随父辈加入收入偏低、生活和就业很没有保障的亿万农民工行列——尽管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在世界的竞争法宝；同时，就业情况相对较好的一般性技术人才主要培养地——专科院校也在高考招生计划中，因此，大学生就业难也不一定是主要原因。

　　还有一些专家分析说，这是因为社会开放，中国成才观逐渐从高考独木桥转变成立交桥，人们不再迷信接受大学教育才能改变命运的观点。但我也不太认同这一点，即使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是大多数人成材必不可少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家必须要重视教育、知识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在欧美等知识经济大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30%至50%，而中国人口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还不到10%。

　　实际上，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真正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不是人们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而是中国开放30年来，人们尤其有一定基础的家长有了选择高等教育的余地——他们可以比较中国与外国的高等教育的优劣，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送孩子接受海外的高等教育。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从高中直接考国外的大学，留学低龄化成为最新兴的大趋势，2009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应届高考生开始时兴出国留学放弃高考的转折年。

　　2007年，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发布留学调查报告，就曾统计在上海市出国留学生当中，15到19岁占据了大约27%。《重庆晨报》也报道称：离2009年高考仅有几天了，一些重点学校的考生却整班不回教室，出现“空巢现象”——但这却是因为这些人打算去参加‘美国高考’；自“美国高考ACT”2007年落户重庆以来，重庆巴蜀中学高三甚至出现一个班有29个学生通过了托福考试的现象。《新京报》报道北京四中一位高三班主任说，学校里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在高考前被国外知名高校录取，他们中不乏具有冲击高考状元实力的学生。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人口保障性增长的四大直辖市，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现象却反而最明显的原因——因为这些大城市有更多具备送孩子到国外读书条件的家长。

　　2005年，中国一年还只送出不到12万的留学生。2008年，中国一年已经送出超过20万的留学生，还有成千上万学生跑到香港、澳门读书，台湾也即将开放大陆学生去读书。留学热不但经久不衰，还有加剧的趋势，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的国际交流增多的必然现象。铺天盖地的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留学广告今年还推出了新的双保险项目叫做准备高考同时准备留学。同时，人民币升值带来留学费用降低、欧美放宽对招纳收费留学生的限制、中国教育实力离欧美发达国家依然有段距离等，也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在这背后还间接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许多家长们对中国的教育体系、高考制度、高等教育日渐失望和不满，认为中国的教育不能培养适应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创新型人才，所以，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宁愿多花金钱送孩子出国读书。概括地说，他们是在用脚对国内的高考制度和教育体系进行投票。

　　随着人民币的继续升值，签证的再放松，出国人数还会再创新高。另外，欧美的学校也会越来越愿意接纳留学生，普通学生可以为他们贡献学费和消费，优秀的“尖子生”则更愿意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去欢迎。只要通过签证设置让一般性留学生到期被迫离开，而对优秀的留学人才则通过绿卡、入籍等政策挽留下来，欧美国家只“有利”而“无弊”。上一周，我所在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举办月度研讨会，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郑永年教授举行讲座，他就反复强调为了能够从中国吸引人才，新加坡甚至在中国的中学一个班一个班地吸纳优秀的学生，并为这些“尖子生”提供奖学金。

　　当然，在中国的教育实力成为世界前列之前，我们只应该支持出国留学，然后重视人才回归，避免人才外流，以便获得本国需要的先进技术与理念。但是，我也同时认为中国应从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中吸取到改革教育体系的动力，而不是寻找各类外在的理由。中国必须增强自身培养人才的“造血”能力，如果教育体系既不能为国家发展、经济建设培养足够的合适的人才，又造成中国大量优秀的年轻人流失到海外，就必须要改革自身。而高等教育作为以“培养人才”为主要目的的非大众化、非义务的教育体系，改革就必须先从高考这一选拔制度着手，扭转“应试教育”的大方向。（摘自：王辉耀的博客）

　　王辉耀：现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北京市政协顾问，兼任多家国内外知名经管学院的客座教授，还担任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