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时在塔吉克斯坦待过一阵，曾与一位警察大叔相识，他叫海德洛夫。

　　认识海德洛夫的过程很有趣。记得那是个阴天，我坐中国使馆的车出门。车停在剧院门口，司机下车去办事。我看见一个警察挺着肚子站在马路中央，拦下一辆奔驰。他跟司机说了些什么，接着慢悠悠地掏出罚单，司机飞快地往警察手里塞了点儿纸钞。奔驰被放行，警察向我们这边踱来。

　　警察透过车窗对我们说：“你们违章停车了。”“司机进去办事了，”车里有人说，“我们都不会开车。”警察没说话，死死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绕着车转了几个圈，然后突然指着车里的一包东西说：“那是酒？”车里的人说：“是的，酒。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

　　“噢，中国人！”警察作恍然大悟状，语气也缓和了不少，“要是我没穿这身制服就好了。欢迎你们上我家来玩，我有个女儿叫哈碧芭，是个大学生，很愿意跟中国人交朋友，上回就带回家了两个。”警察高兴地跟我们互留了名字和电话(这时我得知他叫海德洛夫)，然后连声说：“一定要来啊！”

　　两天后，警察海德洛夫请我和家人去他家做客。海德洛夫的家是座二层别墅，院子里停了辆破旧的锈红色车。海德洛夫把我们领进一楼客厅。客厅中央的地板上挖了一个六七厘米深的平底长方形凹槽，上边铺了一块古老的红色大花地毯，用来放置食物。

　　进门的时候，我看见院子的角落里站着一个男孩，15岁上下的样子，正在喝一盒牛奶，吃着馕。我们进屋时，那男孩沉默地瞟了我们一眼。待我们在客厅里落座后，他在客厅门口面无表情地晃了一下，腋下多了一个本子，一声不响地出了门。“不带根笔吗？”海德洛夫冲门外喊了一声，外边静悄悄的。

　　“这是我儿子，”海德洛夫无奈地说，“我去过这小兔崽子的学校，男生们不是走神就是睡觉，女生倒还好。就是几个人合看一本教科书，怪麻烦的。”

　　一会儿，海德洛夫的女儿端着饭菜进了客厅。她有一头棕色头发，穿着毛衣和牛仔裤，笑容很羞涩。“我另外还有两个弟弟，”她说，“一大早就去菜市场帮人提袋子了。他们俩总得做点儿事，期末时要是给老师10个索莫尼(约合16元人民币)，就可以得3分，那是及格的分数；给20个索莫尼的话，就可以得4分。”

　　吃了一会儿手抓饭和羊肉，我父亲和海德洛夫说起最近发生的凶杀案。“听说白楼公寓那边有个姑娘被杀害了。”“可不是吗，那边是富人区，估计被盯上好久了。凶手真是残暴、野蛮。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家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喝了口酒，海德洛夫继续说：“对了，我昨晚出门办事，路边有个穿黑色西服的人拦住了我的车。我把车停下，你猜他说什么？‘我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能否载我一程？顺便问一句，你有礼品吗？有索莫尼也成。’他也太厚颜无耻了吧！连经常来我家的那个小乞丐都知道帮我扔垃圾。”他边说边比画，学那个奇怪的男人，逗得我们直笑。

　　突然，电视里传来奇怪的响声，似乎在上演一场激情戏。海德洛夫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边捂住女儿的眼睛边换台：“你还没到看的年龄呢！”下一个台正在播放血腥的枪战片，一群肌肉男在热带雨林里相互扫射。海德洛夫索性把电视关了，边坐下边说，“实在是太吵了。”

　　一顿饭吃完，我把礼物——一个巨大的中国结拿出来，送给哈碧芭。哈碧芭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把她桌上惟一一个娃娃塞到我手里。我很不好意思，想推辞，但她已迫不及待地跑去跟中国结合影了。之后，哈碧芭把自己的MSN地址写在纸上，递给我说：“学校刚装了电脑室，网速还不错，一定要多联系。”

　　车开出去很远了，我还能看见哈碧芭兴奋地望着我们挥手。海德洛夫站在一旁，双手插在兜里，似乎也在浓密的胡子后边笑着。（吴逸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