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是世界性语言。那年俄罗斯巴伦支海海难，罹难者家属纷纷在岸边向海而哭。台湾人回大陆省亲，朝鲜半岛离散家属相见，也是相拥而泣。

　　我在平素胡乱阅读中多次碰到过和“哭”有关的内容，印象较深的有下面四次。

　　一次是黄永玉的哭。黄永玉是尽人皆知的快乐老头，我在马明博赐我的《禅遇》一书中见过黄永玉写的一幅书法，只有两个字：“快乐”。就算我不懂书法，也觉得评论这两个字，既不能用“雄健”、“刚劲”，也不能用“飘逸”、“潇洒”这些类型化的词强加于它，只能用“快乐”来评价他这个“快乐”。

　　写“快乐”的黄永玉坦言：“我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的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诗句的时候，他写道：‘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读到这句诗的时候我哭得像个小孩子。”我也在这里坦言，不懂黄永玉为什么哭，这么一句平常的话为什么值得这样哭。黄永玉曾说即使在“文革”挨斗的时候，他也善于“木然”，“没有反应，没有表情”，“老子就是不让你看到内心活动”。就是这样一个人读了两句诗竟哭了，这是怎样大有深意的诗呢？也许让评论家能讲上一堂课，可是我说不出一个字。我也不知道巴尔蒙特是谁，他是哪国人，这诗句出自哪一首诗。我家书少，查遍所有的书查不到，我又不上网，只能暂时存疑。

　　从黄永玉的哭，我痛苦地发现，人和人竟有这么大的差别。

　　第二次是在陈丹青的一篇叫《弗哭》的短文中读到过哭。说的是江苏人美出版社的画家胡博综，一次在说笑闲聊中说起“文革”，陈问吃过什么苦头？答：“就是给人家批斗呀。”问他们可打过你？答：“怎么不打！”痛吗？“怎么不痛！”胡一直笑着回答。最后问你哭不哭？胡脸色一正，恨恨地说：“弗哭！”

　　这时胡忽然笑眯眯地扯一下陈的袖口：“后来呢，冷角落里碰着好心的，偷偷劝两句，小胡啊，想开点，身体要当心！”胡说，这一来他“哗一下子眼泪憋不住就哭起来了！”

　　陈丹青的描写当然比我的转述精彩得多。这个故事是说，一个坚强的人在厄运面前可以不流一滴泪，但面对善良的人的些许善意却禁不住泪如雨下。眼泪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物质。

　　第三次是读夏丏尊的《子恺漫画·序》，其中有一段李叔同的故事。文章叙述了李叔同对生活要求特别简单的种种具体细节之后，夏说：“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破旧的手巾好，破席子好，白菜好，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因此夏丏尊对李叔同欣赏备至，以至当他看见李叔同吃饭时把普通的饭菜当作盛宴一样喜形于色，看见他“郑重地用筷子夹起一块萝卜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几乎要流下欢喜惭愧之泪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用“欢喜惭愧”四个字来做“泪”的修饰词的。我理解，这里的欢喜源自赞赏和倾慕，源自对李叔同的钦佩之情；而惭愧大概就是基于自省和忏悔了。这样夏李二人的相逢和相知正用得着鲍尔吉·原野一本散文集的名字，叫做“让高贵与高贵相遇”。

　　我还想说说这里眼泪的“几乎要流下”。所谓“几乎要流下”是眼泪将要流下而未流下的状态，满而不溢，这正是感动这个精神行为的最佳状态。好像先前搞摄影后来又当导演的顾长卫说过，他拍电影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效果。

　　第四次是忽然想起来的，好几年以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和哭有关的文章，当时我把最感动我的部分剪下来，贴到了记事本上。现在一找，还真找到了。这是在2005年3月27日《燕赵晚报》上登载的，题目为《在这个年代，感动成了一种稀有的品质》，作者是我们河北省的诗人李南。文章介绍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某边远山区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大儿子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中牺牲，小儿子患有痴呆症，和一个比他更痴呆的女人结了婚，生下了同样痴呆的一儿一女。他家的生活就靠老太太一人维持着。

　　年底，当地民政部门赶去慰问。老太太很穷，但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连一片落叶也没有，儿孙们穿得破旧，但也洗得干干净净。

　　民政局的同志问老太太过年的东西准备好了吗？老太太爽朗地答：“好啦！家里还有两碗白面，我又买了半斤肉，鸡下了三个蛋，我也不出去卖了，都留着过年用。都准备好了，不用政府操心了，大年三十我就能包饺子了。”

　　民政局长又说，我们代表政府来给您老送点钱粮，虽然不多，也是一点心意，希望您能留下。老太太忙推拒：“不要政府操心，我能过得下去，再说我还有点钱，真的，我有钱。”民政局长坚持要看看老太太有多少钱。

　　老太太颤巍巍地走到大板柜前，取出一个包袱，打开里三层外三层，最终解开了钱袋。随着一阵稀里哗啦声，倒出了一小堆硬币，最后才飘出一角两角的毛票，点了点，加起来也不到十元钱。她笑着拿给民政局的人看：“你看，我有钱，不用政府救济的。”同去的两名女干部捂着脸失声痛哭，一行人流着泪，在那里沉默地站了很久。

　　当时我读到这里肯定也像两名女干部一样哭了，或者是被震撼了，不然我不会把文章剪下来贴到记事本上。现在是2009年，五年过去了，今天我没有哭，也许我的心已经麻木了，老化了。但是我还是要追问，民政局的人为什么哭，流泪？这里边肯定有同情，有对老人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的感动，但主要的还是出自一种对照，对照某些社会风气，对照自己和某些人追名逐利、欲壑难填的作为和卑下的灵魂。五年过去了，我想那两个女干部和民政局的人自那次之后，或许稍许矫正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灵魂走向，变得更加高尚善良、仁爱一些了吧。但愿如此。(姚振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