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闵恩泽，1948年3月留学美国之初，并没有心存什么远大志向，“就是想镀镀金，拿个硕士，快去快回”。

　　闵恩泽这样想是很自然的，他当时工作所在地上海，物价飞涨，发工资的金圆券恨不得拿秤来称；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府，竭力封锁内外消息。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出路的年轻人，选择了自费公派留学美国。凭靠在银行工作的舅舅借助的1500美元，凑够了船票、学费和半年生活费，闵恩泽奔向大洋彼岸找出路去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学理、工、农、医的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国境”的法案，并相应出台了给予资助且可留美工作的规定。于是，原想拿到硕士即可的闵恩泽，以每月67.5美元的奖学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续读博士，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很幸运地”进入芝加哥纳尔科(NALCO)公司研究部。

　　“我回来能做成一些事，和在纳尔科的4年密切相关。”闵恩泽坦言，纳尔科不光提供给他一份好工作、高待遇，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学会了一套工业研发的本领：如何把用户的技术问题，转化为课题在实验室研究，然后又把实验室成果应用于实际。这是在国内“从学校到学校”难以做到的。

　　这时的闵恩泽，所学到的东西已经大大超出当初赴美时的期望值，他想，“应该回去了”。

　　当然，促成他回国的，还有新老“海归”们的一个共有心结：中国人难以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上世纪50年代种族意味尚浓的美国，主流视野里的中国人，除打工外，就是开杂货店、洗衣房，把你当成饭馆老板就算很尊重了。闵恩泽受到的一次“最高礼遇”，是在入住纽约希尔顿酒店时，被问“Are you coming from Washington？”(你来自华盛顿吗？)把他当成外交官了。

　　但和一个终极原因相比，上面这些都是旁枝末节。这时，国内建设喜讯不断传出。在闵恩泽的家乡四川，川人盼望多年的成渝铁路也已建成通车。年轻共和国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跟年轻人意欲一展身手的抱负几乎完美合拍，他觉得，这才是自己最好的舞台。

　　1955年10月，闵恩泽、陆婉珍夫妇——这对后来的院士伉俪借道香港回到祖国，同行的列车上，还有大名鼎鼎的钱学森。车过罗湖桥，看见五星红旗飘扬，闵恩泽眼眶一热，不禁泪洒。

　　从那时起至今，闵恩泽50余载科学人生的最大闪光点，是作为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和绿色化学的开拓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造诣精深，成就非凡，并在每一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贡献；但他又不是孤芳自赏，自娱自乐，他在专业领域的所作所为，都是紧扣国家重大需求，并及时提供解决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学什么”。(瞿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