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国高考的命题作文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一时间，全国上下的考生都加入到这场“想象力大联欢”之中，各种浪漫猜想跃然纸上。当笔者将这个命题摆到温和内敛的神经生物学家段树民面前时，他的回答却是：这个猜想应该交给文学家去完成，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此展开预测。

　　8年前，段树民回国加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团队。8年后，段树民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并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突触发育和可塑性实验室主任、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在神经元-胶质细胞相互作用、突触发育和功能等研究领域作出系统的创新工作，尤其在胶质细胞信号分子释放机制、胶质细胞对神经环路和突触可塑性的调控、沉默突触活化机制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脑内神经细胞包括神经元和胶质细胞两类，但是，胶质细胞在过去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人们认为只有神经元才具有信息传递和处理的能力，胶质细胞在人们眼中像“胶水”一样黏附在神经元周围，主要对神经元起到支撑和营养作用。

　　近年的研究已经发现神经元与NG2胶质细胞之间也有直接的突触联系，而段树民研究员等经过四年多的研究，发现这类突触也具有可塑性，即可以产生长时程增强效应，但其机制却和神经元间突触不同。由于突触可塑性被认为是脑的学习、记忆的基础，胶质细胞的突触也具有可塑性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代表性成果登上了国际著名学术杂志《Science》(科学)。

　　用段教授的话来解释可能会容易一些：“我们主要研究大脑神经细胞的工作机理，为的是更进一步弄清楚大脑怎样进行信息加工，学习活动等工作原理和规律，也希望能为解决脑疾病提供思路，如果取得好的成果，将会改善人们的生活。”

　　笔者再次向段树民提出一个富含想象力的问题：能否预测人类对大脑的认知可以达到何种程度，这种程度将对这个世界和人类带来何种影响。科学家仍然严谨地告诉我们：我们既不能预知在这一领域能走多远，也不知道能到达何种境界。但是，如果足够深入了解的话，不光是对脑疾病的治疗，也会对人类整个生活产生巨大的改变。

　　而在科学的探索中，如何面对先行者，或者学术权威？段树民认为，对于学术权威，影响因子大的论文，不能盲目从众，追随主流，要经过自己严谨的分析。很多有意义的发现都是主流视野之外的东西，很多所谓主流的论说已经成熟，因此走老路也就更容易发表一些论文，却不能给学术带来真正大的推动。我们应该踏实的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去探索，从不被人接受到慢慢的以理服人。段树民坦言：“可以说，我的研究也是从边缘开始的，从最开始的不为人了解，到被学界接受，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快。”

　　谈到留学归国，他认为报效祖国当然是科研界很多“海归”的愿望，但从个人前途出发，回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研究环境得到改善，机遇很多，跟国外同行的交流也没有障碍，在文化认同上又有优势，为什么不回国呢？”

　　同时，段树民也指出，中国科学界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快速增加，这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我国对发展科学还习惯于搞工程的做法，认为只要投了钱，搞了科研平台，就能很快出成果，急功近利要不得。其实，基础科学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国家要鼓励真正踏实做科研的人开展创新，营造科研文化氛围，建立较完善的科研制度、导向和评价体系比经费更重要，这样才会促进基础科学健康发展。

　　把绝大多数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必然要付出一定代价。所幸，这种付出在心境平和的段树民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单调，每天上班，基本都要工作到晚上10点到12点。休闲活动不多，有时候上互联网浏览一下时事新闻，没有太多的爱好，我没什么运动细胞。”他说着笑了。

　　从事科研给段树民带来了很多的荣誉和奖励，包括2007年增选为中科院院士，只是科学家们在潜心研究的时候，并不会考虑太多身外之物。“对我来说，这意味着科学受到尊重。而作为研究人员，最快乐的事情是自己的想法得到证实，然后受到认可，有一种成就感。”就一个科研工作者而言，段树民觉得最重要的是充满兴趣、勤奋工作、最后坚持下去。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段树民的科学之路上又多了两座奖杯：10月29日获得“何梁何利”科技奖励基金，11月10日，第十九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大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举行，段树民研究员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张祎凡 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