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隽琪：我就喜欢念书，我把念书看作是一种享受。中学时，如果我写了一篇满意的作文，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只要有继续念书的机会，我就一定要抓住它。所以恢复高考后，我马上考研究生，能公派出国学习，我更是求之不得。到了丹麦，真是开眼界了，一是物质的丰富，商店里琳琅满目，当地人服装的色彩鲜艳抢眼；另外，那里的自然景观特别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导师比我大10岁，他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学术成果已经非常多了。当时，我就觉得时间特别紧迫，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我们已经耽搁了最好的10年，所以，得拼命才行。
在丹麦人眼里，那时的中国还是很落后的。我在国内受过正规教育，无论是基础学科，还是专业研究方面，丝毫不比他们差。所以，我出国后，就更加坚定这个信念，只要有好的环境，中国人就能做出更好的成绩来。我把全部精力扑到学习中去。导师定的题目，我一个星期一份进展报告给他。为此，导师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入学3个月后，我自己都没提，他就把我读博士的全部手续给办好了。在我们那一批留学生里面，我是第一个办好的。通常，如果基础不好，他们只让你做一般访问学者，不让读博士学位。
记者：您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许多在国外学业有成的留学生选择留在了外面。您对科研有这么高的热情，丹麦技术大学有那么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和氛围，您当时在学校里也很有名气，又有外国的公司机构邀请您加盟，您为什么会选择回国来？
严隽琪：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次学校举办Party，一个外系的教授正好坐在我旁边，他问我是哪个系的，导师是谁。我回答后，他马上就说，哦，我听说过你，知道你非常勤奋。当时，我跟他讲我勤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要用比别人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二是我早点拿到学位，就可以早点回国，因为我想家。结果他说，难道中国人还会想家吗？这句话给我刺激特别大。
记者：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严隽琪：后来我也问了我的导师，导师给我解释，说这是一位很骄傲的教授，美国麻省理工毕业的，学问很大。另外，他也带了一个中国留学生，明明课题已经做完了，却求他把自己在这里的时间延长下去。在这位教授看来，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很糟糕的国家，出来的人都不想回去。所以，他才奇怪我会想家。这就是我当时要回国的一个动因，我希望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是爱自己的国家的。另外，我在交大的一个教授，当时正好出国访问，到丹麦技术大学来看我。那时，已经有公司邀请我留下来，我的教授力劝我回国，他说将来就算想再出来，也得让他们以专家的身份来请你，给你更高的礼遇。中国的学者要有这个志气。还有一个原因，事关我做人的准则。我是公派出来的，在我出国的问题上，学校里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觉得，她的社会关系那么复杂，出国后还会回来吗？也有老师说，她是一个可造之才，而且人品很正派，应该派她去。所以我说，我是为相信我的人回来的。人要讲信用，要对得起帮助过我、信任过我的人。人活在世上，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要建立与科技创新体系相适应的人才结构
(回国后的当年，严隽琪入选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计算机集成制造专题七人专家组，而后又担任上海应用工程专家组组长，在她领导的交大CIMS研究所内建成了国家863工程实验室、上海先进制造技术产学研合作基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记者：当时，像您这样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非常少，是香饽饽，各方面的待遇尤其是生活条件应该有很大改善吧？
严隽琪：当时可不讲究这个。我回来后，就住在上海交大的筒子楼里，做饭是在走廊里烧煤球炉。我真没觉得苦，因为感到祖国需要我、信任我，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再说，有在煤矿十年的锻炼，对生活要求也不高。人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能改变客观的时候，那你就改变主观，多想你得到了什么。我每天非常高兴地去上班，每天都要面对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有成功，不断激励自己。现在，我会对年轻人讲，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提高了，当你把困难跨过去了，就说明你已不是昨天的你了。
记者：您所在的两任863计划七人专家组主要做什么？
严隽琪：当时，几乎是集指挥员、战斗员、裁判员于一身。国家出了个大题目，要我们破题做规划，要在全国组织攻关，自己还要领衔其中一部分课题。每天忙得不得了。那时天天面临新的问题，白天做专家，晚上当学生，天天看书到深夜，恶补。可以说我一回国就受到重用，不是愁没有课题，而是愁时间不够。我女儿说小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我坐在书桌前的背影。她上大学后，有一次回来给我讲，妈妈，原来家庭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就是家里人可以坐在一起闲聊天的，我听了挺心酸的。
记者：女儿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责怪您忽视了她，可见，您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国家的科研事业了。我们知道，您后来当了政府官员，也没有离开科研领域，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时候，曾分管科教。即使现在做了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您依然十分关心我国的科研事业发展。作为科技领域的资深专家，您怎样理解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