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后，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日本人规定，日惹所有的照相馆每天都得将照片送到宪兵司令部审查，如果有问题，轻者一顿暴打，重者就可能要丢掉脑袋。父亲知道后宁可把店关掉也不愿去受这种屈辱，而姑夫继续开店，结果他被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谁看了都会感到气愤。
到了这份上，全家人只好关门歇业，从柏吉南大街搬到了大街旁边的小巷里，小巷的名字叫贝奇(Bedji)。这里的房子还算大，但比大街清静了许多。
即使在这清静的地方，父亲的心情也不好，他看到堆放在屋角的摄影器材就感到难过，有时一声不吭地坐着发呆，其实那时大家和父亲一样，心里都不好受。
照相馆关闭后，全家的生活来源没有了，开始父母还以为学着别人做一些手艺能应付眼前的困难，于是全家人用稻草做纸张，没想到那纸张即使卖给别人做手纸，都没人要。
于是，只好改做糕点。母亲做糕点的手艺还不错，但要把糕点卖出去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那时的我还在学校读书，为了能帮母亲做一点事，早晨上学时，身上也带着一些糕点，等到了下课的时候，就开始推销起母亲的糕点。做这种的事人并不只有我一人，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有时候也会拿东西来推销，大家彼此都能理解。
由于家庭人多，单靠卖糕点还是很难过日子的，母亲下午还要到市场上去卖旧衣服，大姐到学校去教书，我也到市场上帮母亲忙，而二姐在家带弟弟妹妹，兼做家务。全家人就这样点点滴滴地为家庭操劳，艰难地度过了日日夜夜，硬是没有让这个家散掉。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战争结束后，父亲迫不及待地又把照相馆开起来，但由于没有资金，所以无法搬回柏吉南大街，只能在家里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开照相馆，幸好大家都认可父亲的照相技术，认可“华新照相馆”这个老招牌，即使巷子再深，前来照相的人也还是络绎不绝。
没想到，生意刚刚开始做，就又遇上了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战争再次在日惹重现，全家人不得不再次为逃避战火而举家迁徙到三宝垅，唯独父亲不肯离开家，最后只好留下父亲一人看家，直到战争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1951年，他和其他印尼侨领一同参加第一届印尼华侨回国观光团，回到印尼后，逢人就介绍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逢人都谈自己对新中国的感受，他想表达的是祖国和华侨密不可分，祖国强大，华侨才能抬头做人，才有真正的好生活。
从那以后，父亲在日惹积极参加爱国侨团的活动，他和乡亲们重新成立了广肇会馆，并被选为第一届的主席，期间，这个华侨社团接待过中国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中国贸易代表团以及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领导。
那时日惹有很多的华侨社团，如青年互助社、大众歌咏团、新生社、唯公社、广肇会馆等，之后在侨总的领导下，这些爱国的社团组成了大联合，成立了日惹华侨团结促进会。
我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名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大家选我为促进会的执行委员，同时还担任当地《新报》、《生活报》、《大公商报》的摄影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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