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华／口述 陈佳桦、张亮／记录整理)
懵懂时期的成长
在印尼，很多华人深感自己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原因在于缺少文化，为了自己的孩子将来避免走他们的老路，他们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所以我上学很早。
在印尼，我曾就读于三所学校，清华学校、南化学校、华侨中学。1945年以前我一直都是在清华学校读书，在那度过了我的小学时代。还记得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时，老师给我们介绍《西行漫记》，从那里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向往中国共产党，渴望进步的种子。
我的为人、好学、不怕苦不怕难的性格完全是从小受到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小时我们家经济困难，但是母亲却能勤俭持家，艰苦朴素，从不喊苦喊穷。她告诉我“做人要有志气，在遇到困难时，不要向困难低头。”我将母亲的话语牢记在心。以后在任何危难时刻，我都会用母亲的话激励着自己，我尤其喜欢孟子的那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进步思想熏陶下的成长
1953年我从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就直接留在华侨中学任教了。
其实当时我们是想到中国深造，要求回国的。那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好，大家很受鼓舞，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激励着海外华人的心，想回国投入建设。但当时大使馆一直做我们的工作，不让我们回去，说华校需要老师，而我们也是华校比较优秀的毕业生。
我的爱人甘美凤是清华学校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在清华读了10年，从小学三年级上到高中毕业，她毕业后被派到华侨中学当老师，她教数学，我教语文和历史。
见证亚非会议
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当时我和美凤有幸参加了周总理接见侨领华侨各界代表的招待会。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取道香港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途中发生爆炸。这一事件的发生，国内外震动很大。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安全问题被高度关注。印尼高层领导苏加诺也加紧了安全保卫工作，采取严密的戒严守卫措施，确保领导人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进行。
同时华侨社会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保卫周总理，保卫代表团祖国亲人的安全！”的呼声在印尼四起，早在3月间华侨社会就已决定成立华侨支援委员会，并在雅加达和万隆各设分会。由于华校学生非常爱国，拥戴周总理，在中华总会的组织策划下，广大华校师生也加入了保卫总理的队伍，成为保卫的主力军。
当初总理乘坐的飞机抵达万隆时，我在机场的迎接队伍里有幸看到了周总理。那一面我印象很深，当时马路两旁站满了成千上万等待总理的群众，大家都期待着能一睹伟人的容颜，我也满心期待着。当总理的车子驶过跟前时，我看到周总理的脸色很苍白，后来看了《生活报》《新报》报纸才知道，原来总理得了盲肠炎，在北京动过手术，在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又到了云南，再到万隆的，他是带病前往的。总理的精神真的是让人感动。
在从机场到总理驻地的沿路，保卫工作也早就布置安排好了。我和美凤当时是华校的老师，上头也指派任务，由我们负责组织带领学生，分布在沿路各地。学生们保卫总理的热情极高，一方面期待着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总理，一方面做好保卫工作，注意四处可疑人物。当时学生的人数很多，华侨中学、清华学校、南化学校、广华学校等都派出了学生队伍，还有选派那些身强力壮的学武术的学生，参加警卫队。参加的学生们个个热情高涨，都很骄傲，后来《我为周总理站岗》等等文章都相继登出了。
总理在印尼期间的住所是由印尼的华侨领袖提供的别墅，住所里的食物及总理房里天天更换的鲜花都是由印尼万隆华侨妇女会负责采购。当时的印尼华侨领袖洪载德还带领一批热心的华侨轮流在总理住处附近值班，密切注视周围的动静。
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在25日清晨接见当地的华侨代表。考虑到安全问题，总理接见华侨的地点被安排在广肇会馆创办的广华学校里，总理真正接见代表和讲话的地点是在广华学校的礼堂。那时我是作为一名进步可靠的青年，被选为周总理到广华中学视察时的服务人员。在这之前，我曾到礼堂看过，一切都安排的妥妥当当，井井有条，所有工作都要确保万无一失。在礼堂的外头是一个三岔路口，像丁字街一样，中间有棵大榕树，我们在那里布置了一帮学生，学生们既可以听到周总理在礼堂里面的讲话，同时又形成了一道道人墙，起到很好的保卫作用，使反动派们难于下手。
我爱人美凤非常幸运，她作为万隆华侨妇女总会的年轻代表，当时22岁，直接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她与总理握手之后，马上到外面的像馆里照了照片作为留念。当时周围的同学朋友们羡慕不已，大伙事前都有交待，若是其中的某位同学与总理握手了，回去后一定都不能洗手，要将手与其他同学共享，让周围的同学也间接握握伟大的周总理的手。到总理离开以后，总理所使用过的茶杯，坐过的沙发等，侨领们都争抢着要买。那段经历真是我们一生的光荣啊！
当时一名负责保卫总理的印尼宪兵，也曾感慨地说道：“周总理不仅是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也是我们全亚洲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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