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慧琴／口述 林小宇／撰文)

　　主人公小传：

    雷慧琴，女，印尼归侨，现年65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第十一中学。

　　1966年，中国和印尼断绝外交关系，我和父亲的联系就中断了。也是在那前一年，父亲来到中国看望我们姐妹三人，在广州分手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丝丝伤感。事后，我总在惦记那次与父亲分别时的情景、惦记两国断交后他在印尼的处境、惦记着他在做什么、惦记着他在想什么……

　　父亲出生在贫困山区

　　父亲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市东肖乡，据说，他的宗族是从上杭县迁徙过来的，属畲族人。

　　当年的龙岩地区是福建省最贫困的地方，父亲的几个兄长都不得不离家去了印尼，父亲在16岁时，也跟着亲戚渡海到了印尼棉兰。

　　刚开始，他到了一家叫“裕丰源”的店铺当伙计，主要做的是烧饭炒菜等杂活，半年后又到棉兰西南约170公里的西里加弄(SILIKALANG)，同样还是当伙计，但这次是到了他四哥的店里，这家名为“南成”的店铺是四伯在1936年创建的，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还算不错。

　　到了1942年，店铺的事基本上就由父亲在打理了，这是由于四伯全家都搬回了棉兰，并且在棉兰还有其他的生意要照顾，因此父亲就开始挑起管理全店的重任。

　　也是在这一年，日本人占领了印尼，来到了棉兰，但就没有到过西里加弄，这里无意中就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次年，有一位姓蒋的龙岩人，担心女儿被日本人糟蹋，就托人介绍给父亲，于是父亲就娶这位刚满16岁的女子为妻，她后来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在西里加弄生下了我和两个妹妹，之后，父亲带着全家人也回到了棉兰，住在山西街24号。

　　为了得到钢琴，三姐妹都努力学习

　　山西街的房子是向别人租的，房子的面前有一条小沟，沟里有水常年流淌，平均两家人门口的沟上都铺有石板，石板很宽，人们来往在石板上都不会不慎掉进沟里，所以在在跨越沟渠的石板两侧就无需再做栏杆了。

　　就在我们家隔壁一个石板桥邻居家有一架钢琴，每当优美的钢琴声响，我都会被吸引，有时觉得美妙的琴声像潺潺流水，一直流进我的心田。从那时起，我非常渴望自己也拥有一架这样的钢琴。

　　终于有一天，我将自己要钢琴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没有拒绝我的要求，但也提出了他的条件，他要我们姐妹三人的学习在全班的前列。

　　从那以后，我们的学习积极性特别的高，再加上母亲的辅导，我的学习成绩提高得很快，但学习最好的却是三妹，是她拿着成绩单向父亲报喜，父亲当然也没忘记当初他的承诺。

　　其实，从我开口向父亲要钢琴开始，就是给了父亲一个难题，父亲当初只是一个店铺的伙计，每月的收入不是很多，就是这点收入不仅要租房子，供伙食，还要供我们三个女儿读书，到月底，家里就没有什么剩余的钱了。

　　最后，父亲只能用“钢琴没货”为由，改买了手风琴。事后，我才知道，就是这架手风琴，价格也不菲，因为印尼没有生产这类乐器，都是由欧洲进口，父亲为我买的这架琴就是意大利的产品。

　　1958年，我回到了老家读书

　　1958年，我回到中国读书。我和其他侨生回国有所不同，别的学生大都是到华侨补习学校，要么到广州，要么到北京，要么到集美，可父亲要我回到他的祖籍地——龙岩东肖乡。

　　尽管那时新中国已成立，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我来讲，回国前在印尼的生活毕竟比龙岩要好得多——到了老家后，我才知道什么叫贫困的农村。

　　我所读的学校里的学生，几乎很少有人穿鞋子，大家的衣服和裤子也几乎都有补丁，当我第一次走进学校时，全校的人都在看我，因为我是全校唯一烫发的人。

　　开始以为我来到这学校读书，是因为我的外祖父是这所学校的副校长，这样可以得到他的照顾。其实不然，在这里我和所有的学生都一样，特别在劳动时，我更没有什么特殊的。

　　如果是当地人，参加学校的劳动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适，可作为平日里在家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做、也什么都不会做的我来讲，参加学校的劳动，就等于是受苦受罪。更何况，我们学校的劳动都是来真的，让学生去煤矿挑煤、到炭窑挑木炭，除此之外还要挖土筑路，就是这些劳动，让我从根本上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地，回头看这是一份终身享受不尽的财富。

　　但在那时，每次的劳动都让我刻骨铭心，那沉重的担子，那陡峭的山路，那疲惫的样子，我都一一记在心里，想在有朝一日告诉父亲，向他倾诉这些苦楚。

　　奇怪的事，每每在写信时都没有述说这些事情，说的都是一些学习上的事，也许我隐约之中知道父亲最想知道我的哪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