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知道父亲的模样

    不仅仅是古田人是这样，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办起自己的学校，学校不仅是为了传授文化，更是延续自己的传统和思想理念。

　　实兆远的华文小学，学校名叫“民德学校”。

　　报名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来到学校，那时我不懂读书是什么意思，当老师要我讲出父母的名字时，母亲才告诉老师，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现在就是母亲和我两人相依为命。

　　老师一听说我是“孤儿”，马上就说，因为你是“孤儿”，学校不收你

　　的学费。这让母亲感到很意外，事后她才知道这是学校的一项规定。

　　老师很喜欢我，虽然他们带有几分同情心，但我确实很爱读书。那时我坐在第二排，但黑板上的字总是看不清，于是我会走到黑板前，把老师的板书再认真看一遍，当时老师以为我有点古怪，但后来才知道我的眼睛开始近视了。

　　这段时间，我常向母亲问起父亲的事，她总是不爱多说，看到她难过的样子，就不敢再多问了，但父亲的事情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到后来，我就只想知道父亲长得什么样，可没有人能说清楚。堂叔说，那时实兆远连一个医生都没有，更没有照相馆，很多死去的人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父亲也是这样。

　　母亲执意要陪我割橡胶

　　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橡胶产业也在冲击之中，尤其在马来亚以种植橡胶为生的中国人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中，橡胶仿佛一夜之间变得不值钱了。

　　那时，几乎在整个马来亚都没有种植谷物，所有的粮食都靠由附近的泰国和缅甸进口，当橡胶不值钱时，大家才知道此时粮食比什么都重要。

　　母亲再也雇不起工人割橡胶了，而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学生，看到母亲愁云满面的样子，我心里也很难过，于是我对母亲说，让我去割橡胶。

　　橡胶树在早晨8点以后就不流胶了，为了割完3英亩的橡胶，我就得在凌晨3点钟起床，吃了点饭后到林子去割橡胶。

　　第一天割胶时，母亲比我还早起来，她在准备好饭后，将我从床上摇醒抱起，当我迷迷糊糊带上头灯走出家门，她就悄悄跟在我后面，她担心我在树林里遇见野兽或者其他的意外。

　　我发现母亲在跟着我，就劝她回去，可她怎么也不肯，执意要陪着我，于是我干脆就坐在地上不走，最后母亲只能转身回去。

　　就在割胶后的几天，学校的老师上门来，他对母亲说，我是班上最爱读书的孩子，而且书也读得很好，现在放弃读书十分可惜。老师的这些话让母亲十分难过。她对老师说让孩子放弃读书也是迫不得已，自己的心也很难受。

　　于是老师对说，我可以上午割胶，下午放学后老师再为我补课。就这样我读完了小学。

　　我想做到“忠”、“孝”两全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正在上海读书，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当我回到实兆远不久后，我就决定从事抗日工作。

　　我从出生的第一天起，母亲就在担心我，尤其在父亲去世后，母亲更是提心吊胆，生怕我有什么三长两短，让陈家断了香火。当初不得已让我去割橡胶，母亲就担惊受怕，所以她要陪我到橡胶园。现在我要去参加抗日工作，这种危险远远超过了在橡胶园里割橡胶。

　　其实，在我长大后，我渐渐地意识到了母亲的这些担忧，我也不想让母亲整天为我担心，但在我的意识中，抗日的事是所有中国人都要去做的，作为一名男儿更应该为民族的事业去奋斗。

　　有一次，日本人突然包围了实兆远，目的就是要抓捕抗日志士，当我混在人群里时，日本人在我家搜出一些写有我名字的进步书籍，于是，他们把全村人集中在一块空地上，喊着我的名字，希望我能自己站出来，或者由别人把我指认出来。那时我确实也有一点害怕，更害怕的是我在母亲的面前被日本人抓走，这可能是她无法承受的打击，幸好那次侥幸地躲过日本人的抓捕。

　　日本投降后，我在附近的一所华文小学当校长，原本以为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母亲可以不再为我担惊受怕，可万万没想到，我却被英国殖民当局抓走，关在了监狱里。

　　这次被捕我以为自己在劫难逃，即使殖民当局不杀我，他们也会借用“驱逐出境”的办法，交给国民党当局来屠杀。

　　在那段日子里，我又经常想起母亲，希望她能坚强地活下去。

　　……

　　也许是母亲的祈祷在保佑我，这次我又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顺利地从汕头辗转到达了广东北江游击队的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托“水客”带口信告诉母亲我的情况，母亲一听说我还活着，立刻把橡胶园卖掉，急匆匆回到中国和我团聚。

　　从此我和母亲再也没有分开过，加上我结婚后有了5个儿子，她也不用再担心我这个“独苗”会有三长两短，此时她那颗悬挂一生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在我懂事的时候，就觉得有很多的话要对母亲说，现在，即使母亲已去世多年，我还是有那种感觉。

　　我真想对她再说一声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