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知道父亲的模样
不仅仅是古田人是这样,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办起自己的学校,学校不仅是为了传授文化,更是延续自己的传统和思想理念。
实兆远的华文小学,学校名叫“民德学校”。
报名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来到学校,那时我不懂读书是什么意思,当老师要我讲出父母的名字时,母亲才告诉老师,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现在就是母亲和我两人相依为命。
老师一听说我是“孤儿”,马上就说,因为你是“孤儿”,学校不收你
的学费。这让母亲感到很意外,事后她才知道这是学校的一项规定。
老师很喜欢我,虽然他们带有几分同情心,但我确实很爱读书。那时我坐在第二排,但黑板上的字总是看不清,于是我会走到黑板前,把老师的板书再认真看一遍,当时老师以为我有点古怪,但后来才知道我的眼睛开始近视了。
这段时间,我常向母亲问起父亲的事,她总是不爱多说,看到她难过的样子,就不敢再多问了,但父亲的事情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到后来,我就只想知道父亲长得什么样,可没有人能说清楚。堂叔说,那时实兆远连一个医生都没有,更没有照相馆,很多死去的人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父亲也是这样。
母亲执意要陪我割橡胶
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橡胶产业也在冲击之中,尤其在马来亚以种植橡胶为生的中国人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中,橡胶仿佛一夜之间变得不值钱了。
那时,几乎在整个马来亚都没有种植谷物,所有的粮食都靠由附近的泰国和缅甸进口,当橡胶不值钱时,大家才知道此时粮食比什么都重要。
母亲再也雇不起工人割橡胶了,而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学生,看到母亲愁云满面的样子,我心里也很难过,于是我对母亲说,让我去割橡胶。
橡胶树在早晨8点以后就不流胶了,为了割完3英亩的橡胶,我就得在凌晨3点钟起床,吃了点饭后到林子去割橡胶。
第一天割胶时,母亲比我还早起来,她在准备好饭后,将我从床上摇醒抱起,当我迷迷糊糊带上头灯走出家门,她就悄悄跟在我后面,她担心我在树林里遇见野兽或者其他的意外。
我发现母亲在跟着我,就劝她回去,可她怎么也不肯,执意要陪着我,于是我干脆就坐在地上不走,最后母亲只能转身回去。
就在割胶后的几天,学校的老师上门来,他对母亲说,我是班上最爱读书的孩子,而且书也读得很好,现在放弃读书十分可惜。老师的这些话让母亲十分难过。她对老师说让孩子放弃读书也是迫不得已,自己的心也很难受。
于是老师对说,我可以上午割胶,下午放学后老师再为我补课。就这样我读完了小学。
我想做到“忠”、“孝”两全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正在上海读书,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当我回到实兆远不久后,我就决定从事抗日工作。
我从出生的第一天起,母亲就在担心我,尤其在父亲去世后,母亲更是提心吊胆,生怕我有什么三长两短,让陈家断了香火。当初不得已让我去割橡胶,母亲就担惊受怕,所以她要陪我到橡胶园。现在我要去参加抗日工作,这种危险远远超过了在橡胶园里割橡胶。
其实,在我长大后,我渐渐地意识到了母亲的这些担忧,我也不想让母亲整天为我担心,但在我的意识中,抗日的事是所有中国人都要去做的,作为一名男儿更应该为民族的事业去奋斗。
有一次,日本人突然包围了实兆远,目的就是要抓捕抗日志士,当我混在人群里时,日本人在我家搜出一些写有我名字的进步书籍,于是,他们把全村人集中在一块空地上,喊着我的名字,希望我能自己站出来,或者由别人把我指认出来。那时我确实也有一点害怕,更害怕的是我在母亲的面前被日本人抓走,这可能是她无法承受的打击,幸好那次侥幸地躲过日本人的抓捕。
日本投降后,我在附近的一所华文小学当校长,原本以为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母亲可以不再为我担惊受怕,可万万没想到,我却被英国殖民当局抓走,关在了监狱里。
这次被捕我以为自己在劫难逃,即使殖民当局不杀我,他们也会借用“驱逐出境”的办法,交给国民党当局来屠杀。
在那段日子里,我又经常想起母亲,希望她能坚强地活下去。
……
也许是母亲的祈祷在保佑我,这次我又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顺利地从汕头辗转到达了广东北江游击队的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托“水客”带口信告诉母亲我的情况,母亲一听说我还活着,立刻把橡胶园卖掉,急匆匆回到中国和我团聚。
从此我和母亲再也没有分开过,加上我结婚后有了5个儿子,她也不用再担心我这个“独苗”会有三长两短,此时她那颗悬挂一生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在我懂事的时候,就觉得有很多的话要对母亲说,现在,即使母亲已去世多年,我还是有那种感觉。
我真想对她再说一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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