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

　　近来我的脑海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那就是廖公(承志)。翻翻资料，发现今年正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编者注：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却未见有什么纪念的动静，谨录此残留于记忆中的片断，作为对他的百年祭。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的贡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种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因为在他担任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本文所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50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现在动辄说某领导人外语如何如何，实际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共党员，还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公比较熟，也是廖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难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方做说客。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公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座，廖公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他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公谈问题，廖公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我不记得是什么词，大体是在当时进步圈子里　“政治不正确”的用语)，廖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一忽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公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中方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率多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有一次“和大”某个活动原来应该有廖参加，但是他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没有来。刘宁一开玩笑说：日本人一来，廖公就“万般皆下品”了！足见他对对日工作的重视。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日本有许多真挚的朋友。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所以中日关系是“以民促官”的典范。这当然与当时中央的决策和周总理亲自掌握有关，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