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文采斐然，温润感人。“自廖公信之后，两岸的领导人通过中间渠道开始有密信往来。”

　　1982年，蒋介石已去世七周年，7月，蒋经国在台湾发表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其中提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蒋经国还在文中充满深情地说，“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蒋经国流露的故乡之情，立即被邓颖超捕捉到。当时担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因为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

　　“这封信怎么写，真是颇费心思。廖公为此绞尽脑汁，并亲自写了信的开头一段，为整个信的内容、文风、文白兼容的语言风格定了调。”参与“廖公信”写作的时任中央台办研究组组长的耿文卿回忆。不难理解的是，这封以廖承志个人名义发表的公开信背后是大陆高层的一番良苦用心，耿文卿说，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用“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幻想”四个渐次递进的主题来概括。

　　据耿文卿说，“寥廓海天，不归何待？”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话。上世纪60年代，民主人士为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纷纷给对岸的老朋友写信、搭桥。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就这样四句:“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80年代初，邓小平给来访的美籍科学家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亲笔题词，用了鲁迅先生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此时，这句话再度被引用，无不明确地传递良好的愿望。“很多人不知道，写这封信是邓小平的意思，而且信的主旨也是他和廖承志商定的，并由他亲自批示发表。”国台办工作人员李立在其《目击台海风云》一书中提及，邓小平对此事的诸多细节也十分关心，比如他叮嘱下属“研究以何种方式发表效果最好”。为了更能动之以情，廖承志在信中也数次引用蒋经国的原话，后据台办工作人员透露，这是中央台办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从大量的台湾报刊中找出来的。

　　廖承志在信尾提到，“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在最后审阅时，邓颖超又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伫候复音”——但彼岸的蒋经国仍沉默不语。当时与蒋经国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钱复在其回忆录中记，1982年7月25日，蒋经国曾指示他到其官邸，“告以廖承志有电报给他，内容尽是威胁利诱”。

　　廖承志的公开信，等到的却是不请自来的宋美龄。8月17日，宋美龄也以公开信形式回了廖承志，“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虽然对廖承志以“世侄”相称，但宋美龄的信语气依然强硬甚至暗含讥讽，反劝饱受“文革”折磨的世侄廖承志“幡然来归，以承父志”。

　　其实早在这封公开信之前，廖承志已作过与宋美龄联络的尝试，担任这个特殊使命的便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传奇色彩的“飞虎将军”夫人陈香梅。

　　陈香梅的外祖父与廖仲恺是亲兄弟，因此，对廖承志她以舅舅相称。1980年除夕，她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特使应邀访问中国，“舅舅告诉我，宋庆龄女士最近身体不好，她们姐妹分开多年，宋庆龄希望最后能在上海与美龄见上一面”。在越洋电话里陈香梅告诉本刊记者，由病危中的宋庆龄口述、廖承志代笔写了一封信，由宋庆龄签了字，交给陈香梅。“回到台湾后，我立即亲自交给了张群先生”，但据说宋美龄过了许久只有一句话:“信收到了。”不久，宋庆龄在北京逝世。事实上，自1945年5月最后的书信往来以后，直至宋庆龄去世，姐妹二人再未联络。

　　“邓大姐后来又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是我起草的，宋美龄也回了信，口气有所缓和。”原中央台办主任杨斯理后来告诉记者。跟随邓颖超多年的秘书赵炜回忆，1984年，在邓颖超80大寿时，宋美龄还托人送了一只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为邓颖超生肖为兔。这只“友谊兔”至今仍被保存。

　　陈香梅在1980年首次回国也受到邓小平接见并一起吃了年夜饭。正是在这次宴会上，邓小平建议陈香梅向台湾方面提出允许退役军人到大陆探亲。陈香梅说:“那时邓小平晓得我要到台湾去。他说:‘你应该让那些已经在台湾的人，让他们回到大陆来探亲。就说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陈香梅到台湾将此意转达给蒋经国，蒋经国在去世前几个月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