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全统一工会在日本众议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为什么选择这里召开呢？工会考虑让此事件成为一个影响中日关系的案例，政治家可以在第一时间参与。”莫邦富本想置身事外，可头一天，日本国会给他打来电话，希望他能够参加新闻发布会，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两名中国女工。

　　可是，就在新闻发布会开完，女工在中国的家人就接到了恐吓电话：“你们的孩子还要不要？”

　　段和胡怕了，她们告诉了全统一工会。“工会又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忙，我想尽量和日本工厂商量解决就可以了，时间和精神成本都让女工们耗不起。”就在这时，莫邦富获悉，中国中介东创境外就业有限公司老板王香将在第二天抵达日本处理此事。

　　莫给王香打去了电话，希望王与女工们和解，能赔偿女工一些钱化解此事。“可是，王香却在电话里说，她们(指女工)在日本拿到多少，让她们放明白，回到湖北给我吐出多少。”王的强硬态度激怒了莫，“我告诉她，我要给湖北省委省政府写信反映此事。”

　　王答复道：“我早已做好了让这个公司上黑名单的准备。”

　　莫意识到，这事必须管了，女工们回国后的安危就在于此事件的影响有多大了。他必须和日本全“”统一工会一起，维护中国女工的合法权益。

　　研修生的“包身工”生活

　　早8点上班，加班到深夜12点，半年没有休息：“51%的招纳研修生企业为5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学习。”工资被百般克扣，“只能通过不停加班，才能将债务还上”

　　“我想看下日本是什么样的，想学习一点技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段艳红说。

　　“当然，我们来到日本做研修生，就是为了钱，这里的收入比国内高。”来自中国山东省济宁市的小郭说，他之前也曾经是一家日本工厂的研修生，在通过一次为自己的薪酬维权后，现在则是全统一工会的志愿者。

　　2005年的一天，段艳红在黄石电视台看到了东创公司的招赴日研修生的广告。她报了名，一起报名的还有另外8人。“我们先是被安排在东创黄石自己的工厂里做服装工人，每月有300-500元人民币不等的工资。”几个月后，日方的老板前来面试，段等6人被选中。

　　研修在中文和日文中的含义是一样的，都是指培训、进修等，并非是简单劳力的代名词。日本相关法律对研修生制度的解释为，发展中国家的人通过进修的方式，学习日本先进的技术技能，回国后为祖国的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美其名曰“日本对国际做出的贡献”。

　　可是，段艳红等人以到服装厂做工的名义被招为赴日研修生，而接待她们的却是山利县昭和町的这家洗衣工厂。“日本法律规定洗衣工厂是不可以招纳研修生的，这家工厂的行为涉嫌造假。”鸟井一平说，“现在51%的招纳研修生的企业为5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在那里，是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学习的。”

　　2005年12月18日，段艳红等6人登陆日本，之前，她们每人向东创公司交纳了2.3万元的介绍费。“来时去哪儿并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每月5万日元的工作，折合人民币是每月3000多元——“这要比国内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