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工厂对她们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有手机，不准买电脑，不准上网，更不准跟外界接触。”就连买菜，也必须乘坐工厂的车，并有人跟着才可以。近三年内，她们的路线是从住处到工厂3分钟的路程上熬过。

　　第一年，她们是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第二年，工作时间延长至深夜12点。“我们有半年都没有休息过，有一天，我想休息一下，被社长骂了一顿。”段艳红说，每天，她们要把东芝、松下等工厂送来的工作服洗干净、叠好、装包，“学习日语的环境是不存在的，就连外人也接触不了几个。”

　　因为洗衣工厂不能招收研修生，段艳红等人不得不遵照老板的命令，一次次将工厂伪造成服装厂，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日方监管部门的检查。“摆了几台缝纫机，从别处借来一些衣服，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衣服。”检查到来时，她们还要按老板的吩咐，将加班的时间表修改，“不能写加班到深夜12点，只能写到下午6点，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每月的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3小时。”

　　莫邦富在多年帮助研修生维权时，接触过一个极端的案例：“一些越南研修生，工厂限定他们去厕所的时间，超过一分钟罚款15日元。”

　　段艳红等人在第二年被转为“技能实习生”，基本工资没变，加班费增长了一些。“可是，老板开始扣我们的钱，要交房费、家具使用费等等的钱。”

　　莫邦富见到过一张类似于段艳红等人的工资明细单。“那个工人的月工资为112000日元，但每月要扣除房租55000，被褥使用费6000，洗衣机费1500，电视机费1800，餐具费1000，煤气灶费1000……甚至还要交1000日元的化粪池管理费。”最后，这位工人除去所有的钱被扣完后，反倒欠公司2万日元的债务。“他只能通过不停地加班，才能将债务还上，再加班的钱才是自己的。”

　　研修生外衣下的新奴工

　　美国国务院发表《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批评日本政府“执法意识严重欠缺”；日本不法雇主和外国中介联手对付研修生，参照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受到法律惩罚的可能性为零

　　“这些年，来日本的国际研修生发生了变化，女性在增加，工种也在变化。社长都是日本男子，他们每隔半年就要去中国面接一次，他可以决定要谁或不要谁。”鸟井一平说，“我认为这就是人口贩卖。”

　　自从1998年与莫邦富一道第一次解救过中国研修生以后，全统一工会每年都要接到很多研修生寻求帮助的案例。“这让我们的工会会员有些不满，他们交的工会会费很多都支付在上面了。”鸟井一平说，一年下来要帮300多人，全部都是中国研修生。

　　“日本的少子化导致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而日本政府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又不愿淘汰，就只能从中国、印尼、菲律宾，甚至南非等国家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莫邦富于1985年赴日后，对正式形成于1993年的研修生制度了解颇多。

　　全统一工会注意到，研修生数量正逐年递增，仅在2006年，一年申请技能实习生(研修生第二年转)的就达41072人。日本法务省统计，2007年全日本的研修生和实习生加起来总人数已达16万人，这比10年前翻了2番。“中国研修生占到了67%，大多集中在东北三省、山东省等地，大部分是农业研修生。”鸟井一平拿出一份工会递交日本国会的报告显示，仅在2006年，农业研修生就增加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