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启了新中国首批派往西方的留学生陈佳洱命运的又一个春天。此前他一本不剩地处理完专业书籍，只允许带着一本语录，被赶出北京下放养猪，修建铁路……

　　30年前的春天，一次科学大会，开创了一个科技发展的崭新时代。30年后的今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角又已吹起。

　　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如何拉开序幕？台前幕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惊回眸，那个春天

——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前后后

　　30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启了陈佳洱命运的又一个春天。

　　一本不剩地处理完专业书籍，只允许带着一本语录，被赶出北京下放养猪，修建铁路……这位新中国首批派往西方的留学生，本在北京大学研究重离子加速器，却被“文革”狂飙席卷到山沟劳动改造。

　　然而，1978年的春天，他业已终止的科研生命出现了拐点。

　　这一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科学技术，这一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生存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从来没有如此庄严地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会上郭沫若《科学的春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放的宣言，象征了一个科技新时代的开始。

　　人民大会堂的春光，让陈佳洱和中国千千万万个科研工作者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

　　2008年，当中国这艘巨轮向着“创新型国家”迈进时，历史的镜头又重新聚焦到了三十年前那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老九’是香的不是臭的”

　　“文革”期间，童第周被指派打扫厕所，称为“斯文扫地”，邓小平说：“让他扫地是糟蹋圣人”

　　大家不曾想，全国科教座谈会这个“情况收集会”，成为半年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思想的滥觞。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吴文俊、邹承鲁、马大猷、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科教界30位专家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参加由邓小平亲自提议召开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

　　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首抓科教做的第一件事。

　　会场上，大家很随意，不分尊卑，围坐一圈，畅所欲言，邓小平不时插话。

　　与会者欣喜地发现，五天会议，邓小平一次不落出席了全部议程；他们更不曾想到，这个七嘴八舌的“情况收集会”成为半年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思想的滥觞。

　　“如果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技春天的到来，那么这次会议就是春天前的惊雷。”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如此评价。

　　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昌的秘书明廷华看来，“文革”是从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开刀的，科教领域则是损失最惨重、恢复最困难的“重灾区”。

　　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源于“两个估计”。1971年8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宣称，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的17年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它成为压在知识分子心头上的两座大山，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两把枷锁，捆住知识分子手脚的两道紧箍咒。

　　“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称谓，意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作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人外，还要将知识分子列入第九类，这与古代“七娼八盗九儒十丐”，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别无二致。

　　“文革”兴起，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悲剧、荒唐无比的闹剧在科技教育界轮番上演。

　　国家科委、全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先后被“砸烂”，虽然1970年中科院与国家科委合并，组成新的中科院，对外活动仍用全国科协的名义，但这“三科合一”仍处于混乱之中。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

　　除了被立案审查或打倒以外，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牛棚”接受改造。著名科学家童第周被指派打扫厕所，被人形象地称为“斯文扫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直处于混乱瘫痪状态。陈伯达竟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此，中科院革委会专门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刊物；“上海市科技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把爱因斯坦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像“知识越多越反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等不可理喻的谬论，作为至理名言甚嚣尘上。

　　邓小平对此痛心疾首。1975年复出后，他就提出对中科院进行整顿。这次整顿是对全国科技工作领导机构进行整顿，重点是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进行调整。

　　后来由胡耀帮主导形成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贯穿了邓小平整顿科学、整顿教育的指导思想。

　　虽然后来这份文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胎死腹中”，但也吹皱一池春水。

　　正所谓春天到来之前，乍暖还寒。镜头还是拉回到这次座谈会。在场的科学家没想到，自己大胆建议献策，如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知识分子名誉；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改变用非所学等建议均得到了邓小平的当场拍板。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亲自过问童第周，通知让他参加会议，并说：“让他扫地是糟蹋圣人”。

　　8月8日上午，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发表讲话，对17年估计、调动积极性、体制、教育制度、后勤工作及学风等六个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即著名的“八八讲话”。

　　吴明瑜不仅是《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执笔人，还是这次科教座谈会纪录的整理者。在他看来，“‘八八讲话’没有讲稿，它是小平同志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人们谈起这次座谈会多强调其在恢复高考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会议的内容和意义远不止于此。”参加这次会议的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原副校长沈克琦认为：“科教座谈会实现了两个突破：在思想上突破了‘两个凡是’，在科教战线上突破了‘两个估计’。假如没有这两个突破，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

　　至今，让许多与会者感到最温暖的，仍津津乐道还是小平同志的那句话，“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